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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鄉隆盛之死
台灣目前在各方面所面臨的內部矛盾與衝突，與明治時代更為廣泛而複雜。明治時代的紛亂已西鄉隆盛之死畫下據點，台灣歷史的瓶頸能否穿越，則有待人民的抉擇。
去過日本東京上野公園的人，如果由驛站方向入口拾級而上，就會看到一座相當顯眼的紀念銅像。這座銅像造型相當特殊，銅像人物體型壯碩，而且露出一股軒昂之氣，手中還牽著一條狗。威儀之中又帶有幾分閒逸之趣，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座銅像所紀念的，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最具悲劇性格的風雲人物西鄉隆盛。西鄉隆盛在日本十九世紀中期勤王倒藩的歷史過程中，是史稱「維新三傑」之第一傑，其對明治政府建立的貢獻與重要性，無人堪與倫比。可是在明治政府建立之後，由於治國理念的歧異，及被捲入「征韓論」所引發的權力鬥爭，西鄉先是忿然退出明治政府，後又在舊士族與新政府的軍事衝突中，出任叛軍首領而與明治政府為敵，最後終於在政府軍的剿滅行動中喪生。
西鄉之死標誌著明治維新最重要的一項革新措施︱廢藩置縣︱所遭遇到的強烈反抗。但在這場名為「西南戰爭」的內部武力衝突結束以後，明治維新穿過了歷史的瓶頸，開始走向現代化，終於成為亞洲第一現代強國。
西鄉隆盛雖為「維新三傑」之第一，但他選擇了與明治為敵的悲劇性道路，在死後被定為匪首。在西鄉死後的第二年，他在明治政府裡的死敵，同是「維新三傑」之一、且最強烈反對「征韓論」的大久保利通，則遭數名刺客圍殺於江戶街道旁。臨死之際，大久保喃喃的喚聲是：「西鄉、西鄉，時代的巨輪，是先從你，然後從我的身上向前輾轉過去了。」
西鄉與大久保都是鹿兒島的薩摩藩士，自幼即為好友。在推翻幕府統治的武力革命過程中，是生死患難與共的同志，但因性格理念互異，終至反目成仇。西鄉在鹿兒島領叛軍起兵時，指明是要「清君側」，矛頭所對準的，即是大久保利通。
西鄉與大久保同列「維新三傑」，但史家對二人的定位各有不同。西鄉隆盛被定位為「最具感性的人格者」，而大久保利通則是「最為理性之務實主義者」。以「征韓論」的爭議為例，西鄉主張自行前往韓國勸諭，即使以身相殉也在所不惜。而大久保利通則理性的指出，此舉必然導致兩國交兵，對明治政府困厄的財政必造成難以負荷的沉重負擔，二人因此衝突、終至演成悲劇。
但曾任陸軍大元帥的西鄉自薩摩領叛軍起兵，並未自鹿兒島走海路直擊江戶城以求致勝，反而是自殺式的走陸路以攻擊要塞城堡自削戰力，更為史家留下難解的歷史謎霧，認為一向善戰的西鄉有如引火自焚的鳳凰，欲以一己與由舊士族組成的叛軍之集體滅亡，來成就明治政府之浴火再生。
基於撫平社會內部衝突和對「征韓論」的重新檢討，明治天皇後來為西鄉及在「西南戰役」中死亡的叛軍將校平反，追贈勳位，並且在東京上野公園建立西鄉隆盛的銅像作為紀念。
台灣目前在各方面所面臨的內部矛盾與衝突，比明治時代更為廣泛而複雜。明治時代的紛亂以西鄉之死畫下句點，台灣歷史的瓶頸能否穿越，則有待人民的抉擇。民主帶來了自由，也帶來了困境，最終仍將由民主來解決。這是新的時代之輪，在顛簸中蘊有循序向前的想望。
（本文作者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副祕書長）
這座銅像所紀念的，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最具悲劇性格的風雲人物西鄉隆盛。西鄉隆盛在日本十九世紀中期勤王倒藩的歷史過程中，是史稱「維新三傑」之第一傑，其對明治政府建立的貢獻與重要性，無人堪與倫比。可是在明治政府建立之後，由於治國理念的歧異，及被捲入「征韓論」所引發的權力鬥爭，西鄉先是忿然退出明治政府，後又在舊士族與新政府的軍事衝突中，出任叛軍首領而與明治政府為敵，最後終於在政府軍的剿滅行動中喪生。
西鄉之死標誌著明治維新最重要的一項革新措施︱廢藩置縣︱所遭遇到的強烈反抗。但在這場名為「西南戰爭」的內部武力衝突結束以後，明治維新穿過了歷史的瓶頸，開始走向現代化，終於成為亞洲第一現代強國。
西鄉隆盛雖為「維新三傑」之第一，但他選擇了與明治為敵的悲劇性道路，在死後被定為匪首。在西鄉死後的第二年，他在明治政府裡的死敵，同是「維新三傑」之一、且最強烈反對「征韓論」的大久保利通，則遭數名刺客圍殺於江戶街道旁。臨死之際，大久保喃喃的喚聲是：「西鄉、西鄉，時代的巨輪，是先從你，然後從我的身上向前輾轉過去了。」
西鄉與大久保都是鹿兒島的薩摩藩士，自幼即為好友。在推翻幕府統治的武力革命過程中，是生死患難與共的同志，但因性格理念互異，終至反目成仇。西鄉在鹿兒島領叛軍起兵時，指明是要「清君側」，矛頭所對準的，即是大久保利通。
西鄉與大久保同列「維新三傑」，但史家對二人的定位各有不同。西鄉隆盛被定位為「最具感性的人格者」，而大久保利通則是「最為理性之務實主義者」。以「征韓論」的爭議為例，西鄉主張自行前往韓國勸諭，即使以身相殉也在所不惜。而大久保利通則理性的指出，此舉必然導致兩國交兵，對明治政府困厄的財政必造成難以負荷的沉重負擔，二人因此衝突、終至演成悲劇。
但曾任陸軍大元帥的西鄉自薩摩領叛軍起兵，並未自鹿兒島走海路直擊江戶城以求致勝，反而是自殺式的走陸路以攻擊要塞城堡自削戰力，更為史家留下難解的歷史謎霧，認為一向善戰的西鄉有如引火自焚的鳳凰，欲以一己與由舊士族組成的叛軍之集體滅亡，來成就明治政府之浴火再生。
基於撫平社會內部衝突和對「征韓論」的重新檢討，明治天皇後來為西鄉及在「西南戰役」中死亡的叛軍將校平反，追贈勳位，並且在東京上野公園建立西鄉隆盛的銅像作為紀念。
台灣目前在各方面所面臨的內部矛盾與衝突，比明治時代更為廣泛而複雜。明治時代的紛亂以西鄉之死畫下句點，台灣歷史的瓶頸能否穿越，則有待人民的抉擇。民主帶來了自由，也帶來了困境，最終仍將由民主來解決。這是新的時代之輪，在顛簸中蘊有循序向前的想望。
（本文作者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副祕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