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心目中的傳奇人物黛安娜王妃，在一九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因一場車禍而香消玉殞，此後十年間，黛妃的死因小道消息四起，更增添神秘氣息。但最近倫敦高等法院陪審團歷經半年調查，並聽取全球二百五十多名證人的證詞後，已作出最後裁決，認為黛妃之死，係因座車司機嚴重駕駛疏失，以及狗仔隊不當跟蹤所致。

這一則「是誰殺了黛妃？」的新聞，和近日各界議論紛紛「是誰殺了民進黨？」放在一起檢視，竟有若干雷同之處，不免令人神傷。黛妃是英國人心目中的傳奇，民進黨則是台灣人心目中的傳奇；而黛妃死前成為媒體狗仔隊的獵物，乃眾所皆知，民進黨在這一次被「殺害」之前，幾乎成為台灣主流媒體玩弄於股掌之中的獵物，也是不爭的事實。至於所謂座車駕駛的責任，八年來操控民進黨方向盤的陳總統，當然無可避免要被記入歷史｜包括他未掌握精密資訊，即率爾修憲使國會減半，自我砍除得來不易的綠營公職樁腳（藍營的地方樁腳向有綿密網絡，不須依賴國會議員）；以及使盡渾身解數壓制李登輝台聯，與負有繼承本土政權任務的謝長廷。若再加上家庭風暴所掀起的全黨危機，則「駕駛」的疏失責任，更難逃批判矣。

民進黨正在召開一連串的檢討會議，邀請黨內人士及各界菁英參與，就好像陪審團在聽取目擊證人的證詞。然而可以預見的，在各方的證詞當中，並不會出現對於媒體如何殘害民進黨的討論，因為那等於破壞了政治人物與主流媒體的依存關係，社會菁英自然也不例外。陳總統身為綠營操控方向盤、本土政權的掌舵者，他到底是如何處理與台灣主流媒體的關係？這恐怕是一個不易釐清的課題，以台灣近八年來媒體政治的發達，卻是政治人物不得不去面對的。媒體號稱民主社會的第四權，理論上對於國家機器的運轉，扮演一種良性固本的重要角色，因而也是社會公器。然而台灣的媒體生態，在二十年前是屬於國民黨「黨國體制」的附庸機制，到了李登輝時代，報禁已解除，但在新聞自由的氛圍中，這個盤踞已久的機制，卻更有養分發展成為對抗本土政權的大本營。簡單言之，新聞自由的精神，反而使得親中反本土的媒體生態，據有固定化的三分之二版圖，反中親本土的媒體，在市場的強烈需求下，也只能成長到三分之一的極限；媒體生態因而成為本土政權二十年來最大的挑戰。

李登輝執政十二年最大的敗筆，就是他未曾運用已能操控自如的執政能量，去改變明顯背離台灣價值的媒體生態，反而被虛與委蛇的統派媒體給騙了，以為可以安心交棒（參見李登輝自傳《台灣的主張》）。統派媒體在李登輝時代「逢李必反」，到了陳水扁時代，則「逢扁必反」，乃想當然耳。而陳水扁時代更悲慘的是，由於市場「大則恆大」理論，親藍媒體日益增長，甚至孕育長出了一家以八卦為包裝的水果大報，親本土的媒體則有兩家告終（自立晚報與台灣日報），僅剩一家全國性報紙（自由時報）獨撐，雖有市場區分寡占優勢，卻是典型的一言堂病態，影響本土政權朝向菁英「共同毀滅」的結局。

自由時報未曾制止李、扁不和，使本土政權的根基出現嚴重裂痕，而它為了挺蘇，曾在阿扁遭逢紅衫軍風暴、政權最脆弱時，趁火打劫，迫扁權力下放給時任閣揆的蘇，而為了替蘇排除競爭障礙，一路反謝更是舉世有目共睹｜當然，這是新聞自由保障下的範疇，但也提前預告了本土政權的終結，統派復辟有成，台灣派的共同毀滅基因，可說幫了大忙。

就偶像論而言，綠營未來四年可說機會不大，因唯一的本土報只認定蘇一個人，任何非蘇的人選，都會受到抵制；但蘇只有淺層爆發力，並無社會深層的「滲透力」，也就是缺少「Story」可傳頌，將更難與未來尋求連任的馬匹敵。當然，民主政治總有各種可能，譬如綠營現在開始重視年輕人的傳承與參與，就是生命力的展現，而拜網路科技之賜，年輕人也較能擺脫主流媒體的制約，恐怕這正是民進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灰燼中可以發芽的民主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