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多年前,我提出了「統媒」這個概括稱呼,以及種種不合理的媒體毒害台灣價值現象;但近幾年來,自從媒體生態發展為本土報僅剩唯一、進而因市場區隔而「最大」時(雖然市占率僅二成多不到三成),我則意識到本土報對台灣價值的實質傷害,並不亞於統媒,就多次善意提醒和我頗有淵源的本土報,應善盡超級意見領袖的責任。
我是在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二年,在本土報撰寫每日見報的老包專欄的,當時本土報才剛終結「大家樂報明牌之報」的不名譽政策,對外打出我的專欄招牌,用以重建媒體社會公器信譽,可見我們之間的革命情感。但到了一九九二年,報社高層主管(非報老闆,但獲得委託經營授權),卻在某日毫無預警撤下我已寫好的專欄,要我停筆──原來是新潮流頭頭邱義仁,帶了民進黨中央的陳師孟、許信良,去和該主管密商撤掉我的專欄(天可憐見,竟然不是我在口誅筆伐的國民黨人去施壓;然聽說那天許反而有說不介意我常批他),而該主管本來是迫於票房考量才容忍我的存在,這下子讓他找到可自圓其說的理由,可以去掉他一直在吃味的名字。我必須對這件事詳加交代,以免本土報的人認為我是有「怨氣」,才批判本土報──事實不是這樣的。我是大約五年後,才知道新潮流的頭頭在背後捅我一刀的(那時我和邱義仁、吳乃仁都交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專欄被取消後不到一個月,可能是讀者抗議聲浪高漲,復加上該高層主管感到不安或什麼的,總之,某位總主筆就奉令來請我回去「繼續寫」了(我沒答應);而且事件過後一段時日,報老闆也曾派人來詢問我當時離開報社的原因,但我不想在報老闆那邊講該高層的不是,就回說事情已過不必追究。總之,嚴格來說,報紙也給我相當的尊嚴,和我並沒有什麼私人恩怨(最近提到此事乃因深感新系的不擇手段搞鬥爭,是台派走向敗壞的關鍵,才一再觸及),且後來這位高層主管也和我常有往來(也向我道過歉),但這會扯遠,就先擱下。
去年我曾和一位企業界好友,談到本土報的種種,以及企業大到一定程度時,其社會責任的問題;我們當時談的主題,後來有些財經媒體,也開始注意到而有所報導,因此應該很值得公開討論。我跟朋友說:台灣「首富」是誰呢?根本不是富比世在說的什麼國泰蔡家或郭台銘,二十多年前我們就知道本土報老闆才是台灣真正的首富(資產應有數千億)。朋友說他同意我的說法,又說他二、三十年來看盡各行各業的起落,什麼石化富豪、金融大富、電子新貴、科技新貴,雖然各在某些時期獨領風騷,讓世人欽羡不已,但經過一些時日的競逐,這些行業無一是贏家──最後的贏家,永遠是「搞不動產的」!
我說問題就在這裡:這些坐擁龐大不動產的大富,他們的經營哲學或人生價值觀,卻又是對社會最沒有「貢獻度」的!而所謂貢獻度又是如何計算出來的呢?我認為必須從自身的「生產力」,以及提供多少就業機會來判別,否則根本就是虛假的。舉例來說,蘋果公司的iPhone固然是產業的超級明星,但它如果不能在美國本地提供就業機會,那它的富可敵國又有什麼意義?同樣的道理,本土報老闆一直是台灣最有錢的大富豪(這使得他的報紙地位可以屹立不搖),但他在台灣提供了多少就業機會?創造了多少青年的夢想與未來想像?這其實是相當渺小的,也和他的財富不成比例。
我曾多次託人向該老闆建言,希望他最少在報紙底下,成立一家大型文化出版公司,進行有規模的文化生命力開發(有大報資源協助,出版公司也不會賠錢),未料得到的答案就是冷漠與嗤之以鼻。這讓我非常不以為然;「經營之神」王永慶去世之前,我曾向他建言文化事業,當時這個老人家的熱情洋溢令我印象深刻(此事我以前談過,是有關救台灣日報之事,他同意,但要那個曾欺騙他的主事者退出……可是我就是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為那個人去遊說的,實在很不巧,但王老闆對文化事業的熱情仍必須記一筆),沒想到當今首富卻無動於衷。本土報常批評台灣的產業西進外移,外移造成就業機會流失,這是事實,但話說回來,有了不動產巨富(不動產當然沒有外移煩惱),卻又不思創造生產力與就業機會,那兩者之間,又有何低劣與高尚之別呢?
而如果「在商言商」是所有企業家的人生鐵律,那許文龍花了幾十億去購買世界各國的藝術品,最近又花了二十億去蓋一個高水準的博物館,再完完整整奉送給台南市政府──那這是大笨瓜的行為嗎?
總之,既然是台灣真正的首富,那就應該展現一個國家首富的風範,而不是玩小生意人稱斤論兩的遊戲。以本土報目前的生態地位幾乎就是民進黨台派的馬龍白蘭度了(江湖聞之色變的黑手黨教父),人人對它噤若寒蟬,敢怒不敢言,這也造成蘇貞昌可以在此陣營無禮橫行,連小英都不敢得罪他,去「過度接近謝長廷」。至於本土報如何在二○○八總統大選時,無情欺負謝長廷,甚至和某個所謂本土社團女社員勾結,公然抵制謝以圖利馬的過往,我曾說過,就不再重複。
本土報既然已大到台派無人可監督它,那我來用歷史地位或歷史名聲來提醒它,應該也不為過吧?大約二十年前,有一個外省籍的阿伯寫了一封長信給我,他說他很支持李登輝的政治改革(那時有很嚴重的主流、非主流政爭),但倘若「你們本省人自己都不能團結了」(指林洋港現象),怎麼能責怪外省人不合作?他又說「外省人是少數,有濃厚的危機感,反抗你們也是人之常情啊」。這一段無甚高論、但又充滿深意的話語,二十年來一直在我內心迴盪不去。我想到阿扁當權時,接受新潮流頭頭的獻策,迫不及待要鬥爭前任老李,也為了討好本土報、新系與蘇某人,無情凌遲謝……。至於十多年來,具有超級影響力的本土報,它也從來未曾扮演台灣人「捅箍」的角色,反而像一把蠻橫、粗魯的斧頭,時常「劈柴連柴砧也劈開」,造成台灣現在危機四伏。不禁令人感傷……。
好了,現在就來履行我上次的承諾,要幫「謝家人」說些打氣的話。關於謝先生這幾年來被視為處於半退休狀態,且屢有為人作嫁,辛苦了許久,卻常遭人嫌棄的委屈,謝家人雖然在公開場合不提,但總是心中有數,也很不平吧?我因此要提出人生藝術,「留白哲學」的見解。台派之中,有兩個人則是大異其趣,拼命把人生畫布塗得滿滿滿,以至自己的人生旁人都覺得很難看;這兩個人就是不管身處何方,無役不與,都想搶當主角的扁蘇。但我現在要來講一段十年前的故事。
十年前有一天,前總統李登輝要我代約謝先生去見他聊聊,當時由於忌諱阿扁(總統)的小心眼,兩人見面之事根本不敢對外聲張(想來這真是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啊)。見面那天,兩人由於有近似的日本背景(都在京都大學求學過),談得忘我,李先生也提到一九九○年的國是會議(開啟台灣民主改革的最重要會議),他有到現場去視察,並在內心為每一小組「打分數」(這個觀察習慣應該是「蔣經國學校」的特色)。李先生說所有小組中,他認為謝先生在主持的那個組,最有內涵與會議效率,因此謝先生的名字他「很有印象」。
將近三個小時的會談中,由於有時他們會用日文交談,我就一知半解了,因此也無法詳加記憶。然後我們覺得應該讓老先生休息了,就起身告辭……。走到玄關時,李先生拉住我的袖子說:「你先別走,我還有話要跟你說」,所以我又留了下來。送走謝先生後,李先生要我坐好非常嚴肅的跟我說:「有些話我不想當著他(指謝)的面說,我希望你替我轉告他──一定要轉告他!」那時的氣氛忽然轉為凝固,有一種日本武士要面臨決鬥前,那種寧靜與肅然。
「跟他說……」
李先生開口時,那一刻顯得相當深遂,有如深山的鐘聲。類似的感受,我在更早的十年前(距今二十年前),在台中見到台灣最德高望重的高僧印順法師時,我曾見識到;當時是我斗膽請高僧用「最簡單的一句話」,告訴我佛法是什麼……高僧笑著指向我說:「你剛剛就說對了啊……那就是佛法啊」,我楞了十秒鐘之後,終於開悟了──印順法師就是說,佛法乃「使人世間,已趨複雜化的種種,使其回歸簡單……如此而已。我因為有這一段經驗,那天面對李先生時,就顯得有一種「琴弦待撥」、頭皮發麻的共鳴等待感。
「跟他說:他在民進黨內的處境,我都清楚,那會特別艱難……」
李先生意思是說扁與當權的新潮流,那種排除異己的小心眼,特令謝先生處境艱難,他其實都知道。
「但是你告訴他一件事,他一定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睜大眼睛也不敢打斷追問。
「叫他要學習德川家康的精神!他是受過日本教育的,他知道我在說什麼!」
這就是那天的談話。很久以來我就想告訴謝家人這個故事,但是我看謝家人一直很沉得住氣,就會把話又吞回去。最近看到李先生反駁老馬「一國兩區」謬論時,也採用謝先生先定調的,「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的所謂自由地區、大陸地區名詞,是為了提供兩岸關係條例,事務處理的依據,而無關國家定位的詮釋」,李謝兩人總在某些時刻,相互交會……因此就讓我想起這一段故事。總之,我覺得十年前李先生要我轉告謝先生的那段話,這個時候,也很適合轉告謝家人呢。
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