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約有三十萬外勞，另有三十萬外籍新娘，他們的總數均逼近原住民的總人口數，但對於這些長住台灣的人們，台灣的政府與民間卻從未給予基本的人道關懷。此次高雄泰勞事件或許是大家深思的機會。

首先是外勞仲介制度的問題。現行的外籍勞工皆是透過所謂仲介公司來引進，這些仲介公司原本只能收取簡單的介紹服務費用，但卻與當地人力仲介狼狽為奸，將這些引進台灣的外勞視同奴隸，以各種名目強加剝削，收取高額的仲介費，平白坐享暴利。由於存在巨額利益，當然會有各種勢力介入，使得問題更形複雜。因此，政府首先應思考如何建立合理仲介制度的問題，使仲介公司只能收取簡單的介紹費，而非平白坐享暴利的特權集團。

其次是外勞在生活管理中人權被侵犯的問題。人權本不應因國籍而有差別，外勞亦適用勞基法，亦應與本國勞工相同待遇，但在此次高雄泰勞事件中，我們發現這些外勞每個人所能利用的私人空間，遠不及法令所規範的標準空間。此外，吃飯掉飯粒要罰錢、不給現金只發代幣卡，將其消費限制於營區內等等，這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條款，更是一種侵犯人權的變相剝削，更遑論其他超時工作等勞動人權的重大問題。尤有甚者，外勞在被仲介公司抽取鉅額的介紹費之外，還像犯人一樣被剝奪自由，而管理者更如獄卒般以高於市面的價格販賣物品給這些弱勢者，殘酷地榨取他們剩餘的微薄薪資。對於這些侵犯人權的管理者，我們看不到檢調單位的偵查，看不到媒體對這些實際侵犯人權者的報導，只有一味地攻擊政治人物，其實二者是不同層次的問題，但都應認真的處理或法辦。

最後就是仲介公司與負責單位間的政治弊案問題。外界直指這次事件的問題就是仲介公司與政府官員之間是否存在官商勾結，然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質疑，問題在於外勞的引進過程沒有公開化與透明化，以及其中存在鉅額暴利所致。為何存在這樣的官商勾結，檢察官或調查局卻長久以來視若無睹，為何某些政治人物或民意代表可以為所欲為，強迫或利誘公務員違法亂紀，卻不會被追究責任或吃上官司。看來民主化是已落實台灣的選舉制度，但尚未使台灣的政府成廉能而有效率的合理體制，台灣的民主化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就此而言，從規範仲介制度的政策面問題，侵犯人權的民刑事責任問題，到是否存在官商勾結的政治責任問題，應分門別類去處理。然而，綜觀這次政府以及媒體的處理方式，卻未將前述三個層次的問題釐清，反而給人一種混亂的感覺。處理上應就事論事，每一件事分開剖析、調查、處理、解決，進而再去建立一套更完善的機制，杜絕這種事情的再度發生。這次的事件對台灣在國際上的形象造成莫大傷害與毀損，但我們不能視其為單次偶發事件，而是長久以來累積引爆的問題。我們應該全面檢討為何會導致這樣的結果，而不是單指責誰應負責任或誰應下台的問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