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台灣在國民政府高壓統治下，進入「戒嚴」時期，配合著「動員戡亂」體制，整個「白色恐怖」的陰霾，籠罩台灣。直到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一九九○年終止「動員戡亂」，台灣才逐漸脫離恐怖政治的陰影。

在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間裡，因蔣氏獨裁政權坐大，台灣人被迫噤聲，無論是在文化藝術創作上，或是民主政治發展上，都因此受到禁錮，台灣主體嚴重遭受打壓；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蔣經國因無法抗拒民主的洪流，宣布解嚴。然而，戒嚴時期所造成的傷害，絕非一朝一夕即可完全撫平。

國民黨政權掌權末期，前總統李登輝主政後，台灣開始進入療傷止痛階段，二○○○年政黨輪替後，總統陳水扁接續努力，戒嚴傷害慢慢撫平；走過戒嚴時代以及對於戒嚴時期狀況有深刻研究的史學家、社會學者、政治工作者、文化創作者多半認為，戒嚴時期對整個台灣的社會以及思潮發展都形成嚴重扭曲，解嚴至今雖已二十年，但戒嚴陰影並未完全消失，還必須有更深厚的民主教育，台灣社會才能完全正常化。以下是訪問內容：

姚嘉文（考試院長）：

社會長期噤聲　影響正常發展

其實戒嚴所造成的危害並不只是本省與外省之爭而已，因為戒嚴是軍事統治，就是把文機關的權力轉移到軍機關，軍人掌政、權力獨大，警總可以控制一切，包括司法啦！地方政府啦！都受到控制，就連警察對於權力獨大的警總也很感冒，當時無論是言論、思想、文化等，都受到軍事獨裁的箝制，外省人因此被迫害、被抓、被殺的人也不在少數，例如孫立人就是很有名的案例，孫立人事件是五○年代蔣政權迫害高階將領的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事件，也是典型的蔣氏政權為了鞏固權力的鬥爭例子。

由於戒嚴時期國民黨實行軍事統治，限制人民一切權利與自由，包括政治跟新聞自由也都受到限制，進而影響到民主發展。戒嚴對於台灣的危害就是讓台灣社會無法在自由的氣氛下成長，像是雷震案跟我經歷的美麗島事件，也都是國民黨對於民主運動的壓制。

戒嚴造成的傷害、殘害，在公民教育上也產生極大負面影響，可以說是貽害萬年，這種不能正常發展的傷害，造成台灣社會產生戒嚴心理，就是不敢暢所欲言，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因為講錯話而被抓，這種傷害不是解嚴就會好了。

我認為要從民主教育、文化教育等從根做起，這幾年來，前總統李登輝跟陳水扁總統接力在努力，激化台灣民主自由化，確實對於撫平戒嚴的傷害有所幫助，像陳總統對於藍營攻訐的容忍，就給了言論自由很大的空間。

黃昭堂（台獨聯盟主席）：

教育嚴重窄化　剝奪創作自由

蔣介石的目的，就是要在台灣實行獨裁統治，所以才實施戒嚴，中華民國憲法是國民黨當初在中國沒有辦法實施，於是只好拿到台灣來實施，但國民黨實在很矛盾，他們在一九四八年公布憲法，為了要讓憲法好看，應有盡有，所以把人權的基本要件都納入，但隔年卻馬上頒布戒嚴令，禁止台灣人民一切的自由權利，實施軍事高壓統治，這難道不互相衝突嗎？所以國民黨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他們為了統治台灣，要限制台灣人，果不其然，在他們的手段下，台灣人都噤聲，對於國民黨來說，戒嚴確實是成功的。

只是，因為戒嚴的結果，使得台灣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在戒嚴的恐怖氣氛下，台灣人噤若寒蟬，思考無法自由發展，台灣人呈現萎縮的狀態，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教育下，教育發展被嚴重窄化，而書禁、禁歌、黨禁等限制，更是剝奪台灣人學習與創作等自由，當然更不用提台灣文化的發展，因為只要提倡自由言論，就容易被抹成是在「為匪宣傳」，在發展受限下，台灣也無法跟世界同步，種種傷害是算也算不盡的。

另外，現在國民黨一直說民進黨政府在挑起族群問題，但實際上，當初在戒嚴時期，他們為了維持他們認為的台灣安定，於是透過打壓台灣人的方式，犧牲台灣人的權益，只有少數的外省人才能出頭天，由此看來，是誰造成族群的問題？是誰讓這種戒嚴遺毒遺留至今？

顧忠華（政大社會系教授、澄社執委）：

戒嚴三十八年　可列金氏紀錄

戒嚴的意義就是社會進入一個不正常的非常狀態，但在世界上的一般社會或者是有政權因政局動盪而實施戒嚴，也絕不可能像當初國民黨政府、蔣家政權一樣，長期實施戒嚴，蔣家政權來台灣後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可以去申請金氏世界紀錄，台灣社會則在這種戒嚴近四十年的狀態下，遭到嚴重的扭曲。

這包含了人民無法行使權力，憲法也沒有真正的實施，因為在憲政體制的概念中，憲法在某種程度上是用來限制政府濫權，保障人民權益的，但在戒嚴時期，人民無行使權力的自由，政府卻無限擴權、侵犯人民權益；正常的公民社會，人民可能是以個人權益為出發點，去追求個人想要的利益，或者是透過結社的自我組織、自我治理方式來追求公共利益，但在戒嚴時期，這種追求權益的權力都被剝奪，台灣的公民社會因此被凍結三十八年。

縱使在解嚴二十年後的今天，因為過去的戒嚴影響過深，人民的思想意識仍存有戒嚴時期的陰影，就連現在有些媒體也還有戒嚴思想；台灣社會還在學習如何恢復正常生活與正常的社會功能。我也不客氣地說，雖然民進黨在執政後，接續李登輝奠下的民主根基，也整理過戒嚴時期的法規，但似乎只聞樓梯響，做得還不夠多，例如澄社一提再提應該修改的人民團體法，才能真正還給人民完全集會結社的能力，但至今仍沒有動靜，現在行政院決定訂七月十五日為解嚴紀念日，但我認為應該落實在制度面上，可以做得還很多，轉型正義也應該有一套比較完整的規畫與做法，當然，持續推動長期的民主教育也是從基礎掃除戒嚴陰影的方法。

李筱峰（將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

六百字談和平　換十二年牢獄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起，台灣進入戒嚴時期，配合著「動員戡亂」體制，白色恐怖的陰霾，籠罩台灣。戒嚴延續了三十八年，直到一九八七年蔣經國才解嚴，成為世界實施最久的戒嚴令。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國民黨政權還在中國處於兵荒馬亂之際，台灣並沒有戰事和動亂，但陳誠卻在台灣頒布戒嚴令。戒嚴令頒布的半年後，國民黨政府敗退來台，戒嚴繼續實施；戒嚴就是軍事統治，根據戒嚴法，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可以掌管戒嚴地區行政事務及司法事務，有權力限制人民自由民權，所以台灣人生活大受影響，人民的基本自由人權都沒有了，無論是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講學等自由都受到嚴格限制，五○年代連聽收音機都要有執照跟申請書，禁歌也隨便他們認定，禁書更別提了。加上黨禁、報禁、出國旅行禁......等，一堆禁，人民動輒得咎。

文字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文字獄」則是專制政權的必然產物。台灣在戒嚴統治時代，從事文字工作的人備受政治壓力，內容萬一不被中意，可能就是書被查禁或是判刑入獄，例如一九四九年楊逵撰寫呼籲國共停止內戰的〈和平宣言〉，轉載於上海大公報，那一篇文章全文才六百個字，但楊逵卻被逮捕，以「為匪宣傳」罪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

當時台灣人在文化創造上不能有自己的想法，都要根據國民黨政府的規定，所有的價值觀跟意識形態都被扭曲、僵化，沒有自由就沒有文化；許多人因為政治見解不同，或者只因為說了一句當局不中聽的話，或寫一篇批評時政的文章，便被羅織入罪，惹來殺身之禍。甚至因為擁有家產而成為特務人員敲詐勒索的對象，以致家破人亡。在當時，一般的人民居然被他們處以軍事審判，後來這種軍事審判還延續到美麗島事件，包括姚嘉文、呂秀蓮等人都被抓去關。戒嚴時期，因提倡民主法治、追求自由人權而獲罪的案例，其實是不勝枚舉。

罄竹難書的白色恐怖案件，是戒嚴統治與戡亂體制下的產物。台灣在經歷了二二八事件之後，不但沒有一點療傷止痛的轉機，反而因為緊接而來的白色恐怖政治，使得政治氣氛更加陰霾不開。直到蔣經國主政的末期，政治風氣才逐漸開朗，但是多少人的青春歲月、家庭幸福跟生命財產，都已換不回來。

邱太三（高雄市副市長）：

台菁英遭殺害　地方勢力取代

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造成政治面、社會文化面以及整體人性的扭曲；在戒嚴狀態下，限制所有人民的活動，讓人民在意見的表達上被限縮，於是整個社會結構出現很大變化，在國民黨遷台前，台灣本來自有穩定的社會結構，也就是無論是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上，都各有菁英，這些人是社會道德、倫理價值的領導典範也是維護者，其實在一九四五年的地方民代選舉，當時就約有四○％的民代是專業人士，包括律師、藥師、醫師等。

但國民黨實施獨裁統治後，先有二二八事件，接續著戒嚴、白色恐怖，這些菁英遭到殺害、中流砥柱被摧毀，台灣人的價值觀完全毀棄，新的價值觀也無法建立，於是塑造出地方勢力的奇怪結構，國民黨現在不斷稱李前總統是黑金教父，但其實造成台灣原本的社會結構瓦解，以地方勢力取而代之的是蔣家政權，蔣介石才是黑幫大頭頭。

戒嚴時期令人感到突兀的事其實很多，例如當時中央信託局可以大量購買中國商品，但如果是民眾個人買賣，就是「資匪」，還有，國民政府還頒布了「國家總動員法」，第一條就規定「國民政府於戰時，為集中運用全國之人力、物力，加強國防力量，貫徹抗戰目的，制定國家總動員法」，所以可以對國家物資任意徵用，這種荒謬的法令造成經濟壟斷。

另外，當時無論是勞工運動或是任何的公開活動都是警總在管，警總就像是納粹黑衫軍，這背後當然是有蔣家獨裁勢力在撐腰，當時也很扯，犯罪事實都隨他們認定，例如美麗島事件中呂秀蓮、林義雄、姚嘉文、陳菊等被送到軍事法庭審判，但陳忠信、王拓、邱垂貞、邱茂男等則是送到一般法庭。

蔣經國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假如沒有江南案發生，讓他驚覺台灣社會在高壓統治下已形成強烈反彈民怨，他們也不會宣布解嚴，所以解嚴不是蔣經國的德政或恩賜，而是不得不的順勢作法。

葉石濤（資深作家）：

Ｋ黨失去政權　反共變成親共

像我們這一輩的台灣文學工作者，以個人的感受來說，簡直是「天譴」的一項志業。所謂使命感在身，老天無非要懲罰我們受盡折磨煎熬，自己卻也心甘情願為台灣的苦難遭遇，戰戰兢兢、無怨無悔的爬格子表達出來。我寫了六十多年，現在所看到的台灣文學，發表園地愈來愈萎縮，台灣人當家做主到這步田地，實在令人擲筆嘆氣。

回想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我被抓去關的當時氣氛，知識分子可說人人自危。蔣家政權運用恐怖感統治了台灣人的日常生活，跟我談得來的知心好友，都被抓走了，留下我一人繼續活在恐怖黑暗的社會，常有乾脆坐牢算了的念頭。

以前，被檢舉參加讀書會，看左傾的書，就會失去自由。現在，舊政府一干權貴，人人爭相與老共爭寵攀交情，看在受過兩蔣迫害的人的眼裡，莫不感到啼笑皆非，這可真的印了一句「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國民黨一失去政權，就變反共為親共，把人民當白癡，最好學他們聰明取巧，出賣台灣的國家尊嚴、利益，為個人、政黨謀利。

我強烈希望民進黨政府，要為台灣爭氣點，千萬不要學老Ｋ內鬥內行、外鬥外行，搞不好失去民心，丟了好不容易建立的本土政權。老實說，民進黨真正懂得文化比政治重要的檯面人物太少，文化體質薄弱，認識不夠，才會在統派政客、學者及媒體聯手圍剿下，顯得毫無招架之力，原因只有一個：「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何時能培養出具有雄才大略的真正台灣英雄，台灣就有機會展開新時代的大格局。

李坤城（作詞家及黑膠唱片收藏家）：

打壓母語文化　查禁音樂出版

有關戒嚴時期影響音樂文化創作的法令，首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頒佈的戒嚴法第七條，規定圖書、有聲出版品......等，不得挑撥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情感，因此，像「四季紅」這首歌的歌名有個「紅」字，可能和共產黨產生聯想，就被禁唱了。其次是一九五八年訂定的出版法，授予警備總部、警察局、教育部、交通部......等政府或媒體單位，都可以行使禁止出版、禁演或停播的權力，使文化創作、出版的自由受到多方管制的戕害。

單單是一九七四年下半年，當時新聞局長宋楚瑜就查禁了三萬多件的出版品，當時的聯合報還特別針對新聞局認真執勤的績效予以披露。宋楚瑜同時在新聞局推行愛國歌曲運動，總共辦了七期，每期都有六十多首歌曲報名，使新聞局成為當時最大的創作者，因為每一首歌都要符合它的需要，影響所及，連布袋戲【雲州大儒俠】裡面，也出現了「中國強」這樣的神秘角色。一九七六年的廣播電視法限定，方言節目在電視播出的比例和時數，最終目的是要讓方言節目全都改為國語節目，母語文化因此受到政策性的嚴重打壓。

新聞局不只針對歌曲審查，一九七九年還擴大要求所有出版品先行送審才能出版，杯弓蛇影的結果，就是造成創作者的自我侷限，影響出版者承擔風險的意願。瓊瑤電影、靡靡之音和一些安全無虞的民歌，就是在這種時空背景之中應運而生。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民間的文化創造力轉往「地下化」和「江湖化」發展，像「鹽埕區長」這種「白牌」的非法出版品，以及「舞女」、「心事誰人知」、「　　人的眼淚」等台語歌曲在市場上大賣。

只是，也有一些命運比較坎坷的歌曲，改了好幾次名字才開始為人所知。例如，「醉彌勒」這首歌原名叫作「爽歪歪」，後來改為「你爽我也爽」，沒有通過審查再改為「外好汝甘知」，最後藉由布袋戲的播出，大受歡迎改名為「醉彌勒」，總共花了四年時間，新聞局才勉強通過；但是，觀眾對這首歌印象最深的部份，還是在於它的副歌「哈嘜好！哈嘜爽！」觀眾也常用這句歌詞來替代文皺皺的歌名。類似這樣改名或改歌詞的案例，不勝枚舉，七改八改的結果，對於創作的完整性造成很大的摧殘。

解嚴之後，創作自由的風氣逐漸興起，但是，心理戒嚴的文化控制並沒有馬上消失，例如，黑名單工作室的「抓狂歌」，挑戰政治禁忌雖沒有受到限制出版，但是，媒體會以它有某些泰國歌曲改編的理由，來自動停播這些歌曲而形成新的審查機制，此一現象，一直到二○○○年之後，所有政治文化的禁忌才一一解除。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一九七九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其實是人民被壓制到一個沒有創作和言論自由的臨界點，才爆發出來的群眾運動。吳祥輝為了出版民進月刊，申請了民進天地、民進文化......等一百多個雜誌名稱，準備讓警方來取締時可以備用，就可以知道當時的法令和政策有多荒謬。

黃明川（電影導演及獨立製片）：

壓抑藝術發展　落後國外多年

戒嚴時期的台灣美術，就像是無法喘氣的人，無法接觸到外來消息。西方美術和現代主義的訊息，在日本斷交之後變得很少，國內美術的發展就只有中國水墨和印象派兩大陣營，中國水墨忘情於山水，印象派多畫人物、靜物和風景。台灣前輩藝術家大多遭遇過政治迫害或壓制，為了安全都沒有觸及政治議題的探討。藝術潮流的發展整整慢了國外二十年以上，九○年代國外已經很少人從事裝置藝術了，但在國內裝置藝術才剛剛開始萌芽。

解嚴後整個思想觀念的開放，手法和媒材運用的創新，運用身體和聲音去開發種種表演藝術的可能性；與解嚴前師範學院所形塑的「以師為榮」的美術傳承，不注重個人表現風格的文化大異其趣。這些新的藝術表現形式和風格，在先前紅極一時的東方畫會和五月畫會時期，是無法了解和想像的。當時國際美術風潮的資料都被封鎖，學校教師自身缺乏警覺性，也不想教學生思考關於自由意志和心靈解放的課題，一直要等到新一批留學西班牙、義大利、法國......等西方國家的創作者歸國，才又帶來美術教育新的變革。

一九七九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重新塑造了一種全島性和整體性的氣氛，不再是只有台北消息，南部新聞也可以受到全國矚目。民間壓力促使政府風氣開放，加上一些新的藝術創作者陸續學成歸國，多少帶來一些新的方法和觀念衝擊，像身體藝術、行動藝術、裝置藝術、環境藝術、公共藝術等，多元的東西又回來了；無論是創意或教學都有一股蠢蠢欲動的感覺。「解嚴」是一個時間的關鍵點，就像石門水庫要洩洪，拉開閘門一樣，但早在洩洪之前水庫早就已經漲滿了水。

一九八七年解嚴，自由的風氣開始傳揚開來，隔年電子媒材和錄像藝術在台灣才剛剛開始，一九九三年數位藝術的表現進入成熟期，一九九六年就轉變為百花齊放的大改變，前衛藝術創作變成了百無禁忌，大型美術展場空間陸續推出，從形式和內容徹底的解放出來。以前美術作品都是在漂漂亮亮的畫廊展出，那有人在什麼倉庫裡面辦展覽。

我第一次在台中八號倉庫看展，前面看得到火車在跑、後面看得到機車在追，感覺非常有趣。現在全國各地都有充滿歷史人文個性的展場空間，連一些無法收藏的、短命的裝置藝術、觀念藝術也都可以找到創作發表的機會和空間，現在可以說台灣的前衛藝術已經和世界接軌、同步發展了，台灣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就趕上了世界藝術潮流的發展，解嚴是一個重要因素。

李魁賢（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涉案變抓耙子　人格遭受扭曲

小學時，我常跟童伴走田埂捷徑上下學。回家途中，常見軍隊帶槍上刺刀，在淡水的山路來回搜索，有幾個童伴一路好奇追趕，想去摸刺刀，被大兵嚇跑。有一回，軍隊看我們在田埂上大聲嬉戲，竟對著我們開槍，所幸沒人被打中，從此，看到軍人就躲得遠遠的。

我印象中的日本軍人，對待台灣小孩一向友善，校方要學童寫信給在前線作戰的軍人，返台的軍人遇到小孩子，就拿出這類信件，雙方互動密切。中國軍人初來台灣，排斥、敵視、掃蕩台灣菁英，教我們的一位台籍老師，臨時失蹤，後來才得知因思想有問題被舉發所致。

記得大哥在「二二八」事變時有事去台北，因交通管制，過了好幾天才放行回家。他告訴家人台北街頭到處有陳屍，只好躲在同學家。白色恐怖清鄉到鄉下，小孩一知半解，並不感覺有多可怕，大人則養成「隔牆有耳」的習慣，少談政治為妙。

戒嚴時期，有些人因被檢舉涉案，而充當「抓耙子」，女作家季季最近出版的一本書，剖露其前夫楊蔚生前扮演過這種雙重人格的角色，小說家陳映真會出事，即因楊蔚打小報告而入獄。

另外，有人之前足堪台灣英雄表率，出獄卻變款，施明德就是一個典型，曾自我警惕接受「苦難易、誘惑難」，所謂的台灣曼德拉，終究抵擋不住名與利的誘惑，這或許與其雙重心性有關吧。我曾為文寫詩盛讚，發現變節變了質，即毫不掩飾其行徑予以痛斥。值得注意的，是施氏症候群有蔓延的跡象，台灣本土政黨內部也不乏得不到就拉倒的反民主之流。

鄭炯明（文學台灣雜誌社發行人）：

解嚴後還找碴　投書痛罵警總　

我們創辦的《文學界》，有一期因旅美作家廖清山寫的小說〈隔絕〉，其中一段涉及蔣經國請人吃飯，事後傳出有不樂之捐情事上了報，自稱調查局的人打電話問廖氏何許人也，回答只是投稿的作者，其他無所了解。後來驚動高雄市政府新聞處，要求主編刪掉那一段。

第二回輪到《文學台灣》成立，曾在台北舉行創辦茶會，這時已經解嚴，竟有警總人員去找我們的副社長陳坤崙問東問西，我就在一九九二年六月第三期的「卷頭論壇」，寫明給「警總」的一則啟事。

我說，十幾年了，台灣的社會改變何其大，可是你還是你，沒什麼改變，彷彿地球停止轉動一般，我們實在為你感到悲哀。對於一個做盡壞事，即將被裁撤或改名的你，連保護自己都來不及，遑論其他。

不久之後，你就要變成一個沒有家的孤魂，在島嶼四處遊蕩，或從此痛改前非，盡到真正保護人民的責任。無論如何，希望你不要再來打擾我們，多關心你自己吧。如果是討論文學，我們開大門歡迎。

事隔不久，警總被下令解散，幕後遙控的黑手王昇被下放出使巴拉圭。《文學台灣》安然無事。我想，女作家陳若曦講的「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警總」，早該過去了，其實不然，現在仍有人不大敢自由創作，好似無外在束縛，也存在內心的束縛，這種陰影不除，台灣故事就不能盡攤在陽光下。

我記得，台灣宣布解嚴時，我們正在美國的高速公路上，乍聽消息，當場大叫歡呼。這段難忘的記憶，但願國人知所珍惜。

龔顯榮（詩人）：

戒嚴陰影不散　本土過度自制

我的父親年輕時曾在電台做過播音員，因透過廣播號召聽眾響應台灣人要有自治權，在「二二八」大屠殺事變的風聲鶴唳中，跑到玉井山區藏匿了一陣子，有一天晚上摸黑從屋頂的天窗跳下來，全身「臭汗酸」，那時我才八歲，父母不讓我和小妹了解到底在躲避什麼。

第三天透早，傳來急促的敲門聲，父親機警利用天窗逃逸，直到事件平靜些，始敢回家，母親卻被闖進來的阿山仔兵用槍托撞擊吐血。父親從二十八歲至五十二歲病歿這段青壯年歲月，一直鬱鬱寡歡，因有「案底」找不到工作，靠母親為人洗衣服、做散工勉強維持家計。

我家屋頂有天窗，讓父親得以逃過一劫。父親往生後，我們將祖父和父親合葬一處，在墳墓上象徵性裝置一個天窗。一九八八年「二二八」當晚，我有感而發寫了一首題名〈天窗〉的詩，結尾兩句：「請你良知上也開一天窗╱天窗外面的黑暗總有一天會透進五彩的光芒」，期待台灣人人內、外在都有天窗。

可惜，解嚴二十年了，台灣社會依然有不少人活在戒嚴的陰影中。例如，日前鄰長藉口關懷老人來我家訪談，紙袋資料中夾帶藍營參選人的傳單，我和老妻當場不客氣的說：「不要再來這一套」。村里鄰長當參選人的狗腿子，還好意思藉口關心老人，簡直是自做虐還要虐待鄰居，像這種台灣人，何時才能清醒？

政黨輪替以來，但見泛藍支持者耀武揚威，本土自主的聲音反而過度自制，不敢發聲。扁政府又眼光如豆，無以大開大闔執政。我深切期盼民進黨，今後點點滴滴都要考慮周密，像個執政黨，首先要求公務人員要樹立為國家做事的榜樣。

杜文靖（資深媒體人）：

吸收特定媒體　藉機掌握情資　

小說家楊青矗、王拓於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雙雙被捕。其實，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事發之前的暑假，第一屆鹽分地帶文藝營在台南縣北門鄉南鯤鯓五王廟舉辦時，就因楊、王兩人為駐營講師，引起國民黨當局的密切注意，明的、暗的大舉監視。

在籌辦期間，我們發現預定的會場　榔樓，一天有十幾次警員到場巡查。一位負責設計布置會場的佳里國中美術老師，不堪其擾而打退堂鼓，後來由另一位不以為意的老師代打，否則，連場子都會空蕩蕩。

報名的一百八十位學員中，根據觀察，至少有二十位是藉此駐營的情治人員。日本天理大學教授塚本照和應邀上台致詞時，適巧有人向文藝營講堂投擲鞭炮，我懷疑這也是情治人員的仇日「傑作」。

楊、王兩人主講的都是台灣鄉土文學的相關議題，雖然之前引發鄉土文學論戰，極右派作家要求當局下猛藥抓人查辦，後來不了了之，但由楊、王另涉美麗島事件，證明他倆既然名列黑名單上，早抓、晚抓都是抓，未能避開牢裡蹲的命運。

我在自立晚報服務時，深知每家報社都有情治單位吸收的人，隨時打小報告賺外快。我也被這些單位私下約會過，態度倒不惡劣，我抱定既然對方好意邀請喝咖啡、用餐，姑且與之周旋，順便探聽消息。但不像現在的有心媒體人，利用或被反利用，發布未經切實查證的消息，炮製八卦新聞充斥台灣社會，形成一大亂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