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乃菁
2003/11/07 第398期

「都是宿命。」

一九九九年九月廿一日凌晨一點，埔里鎮寂靜如常，鄧相揚剛剛完成《風中緋櫻》初稿，睏累地躺臥在床，然而，七十年前塞德克族人悲壯的事蹟，還在他腦海中盤桓不去，令他輾轉難眠。

一點四十七分，一陣地動天搖，將埔里撕裂成人間地獄，「是戰爭嗎？」鄧相揚拚命從三樓的瓦礫堆中爬出，驚懼迷惑，最後靠著鄰居拋入黑暗中的一條繩索，保住性命。

家鄉面目全非，埔里這時像是失去母親的嬰孩，孤單無助。鄧相揚以夢想所打造的私人博物館，典藏著他十多年來辛苦收集的珍貴史料，瞬間化為泥流。那一年，霧社事件剛好屆滿七十週年，山裡的冬天特別嚴凍難熬。

直到，緋櫻再度於天空飄旋舞落，春陽才帶來一絲的溫暖訊息。

◆每年看媽祖廟會　每天聽聖經聖歌

Hivo，是霧社塞德克族人為鄧相揚所取的泰雅族名，意思就是「太陽」，原由很單純，因為那和他的漢名極為相像。

「小時候，同學都會笑我是番仔。」出生在埔里盆地的牛眠山腳下，鄧相揚一百多年前的祖先源自東勢客家，但他生活週遭卻與平埔、閩南為主的族群文化更為息息相關，所以鄧相揚的客語說得不好，而他的閩南語中又帶有濃厚的平埔族腔調，常被誤認為是原住民的一份子。

不只是語言，同樣複雜的情況也發生在信仰上。

在埔里，佛教、道教、基督教、平埔族傳統宗教、天主教混存並在，各式各樣宗教儀式在小小的農村中輪番上陣，加上他擔任代書的父親和兄長皆積極投入地方宗廟組織，因此每年農曆九月牛眠山的媽祖文化，是鄧相揚再熟悉不過的民間習俗，然而，緊貼著他家隔壁的，卻是古老的平埔族基督教會，是西方神職人員和原住民經常進出之地，「我是每年看著媽祖廟會，每天聽著聖詩和聖經長大的。」

多元的成長環境背景，令鄧相揚很早就充滿各種疑問，一直到現在，他從未真正歸屬於哪一個宗教信仰、定位於哪一個族群文化，卻對一切都充滿興趣，對於發生在他生活週遭的事物感同身受，尤其是平埔族及原住民文化的消失及傳承上的無奈斷裂。「如今所有我在做的或想要做的，都是為了要釐清我家鄉的事，釐清族群認同的迷惑。」

◆曾從事醫檢工作　卻轉向田野調查

鄧相揚國中時，從極為淳樸農村進入熱鬧的埔里鎮上唸書，兩處相距不到幾公里，對當時才十二、三歲的他，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國中第二年，就因為一次編班考試，過去在農村裡成績優異、自負的我竟被編入放牛班中，於是我開始對教育不滿、對社會體制不滿。」

失去自信的鄧相揚一度選擇放棄學業，回家幫忙耕農，甚至還搞起一座自己的「動物農莊」，養山羊、養火雞、養兔子，以為自己從此就是塊當農人的料。沒想到命運別有安排，「半年後，一場瘟疫讓所有的動物全部死掉，所有的事情又都回到原點，都是空的。」這一次，鄧相揚決定離開埔里，走入繁華都市，和其他從山中到城市謀生或求學的多數原住民青年一樣，鄧相揚投靠在天主教學生宿舍之下，雖然在原住民眼中的他蓋有漢人印記。

在苦讀了幾年後，鄧相揚以第一志願考上中台醫專醫檢科，步入職業醫檢師的行業。求學實習期間，鄧相揚有機會在埔里基督教醫院服務，與遠從挪威至台灣中部偏遠山區從事傳教及部落醫護工作的徐賓諾、紀毆惠夫婦定交，也讓他得以結識許多塞德克族的摯友。

畢業後，靠著父親資助的七萬塊，鄧相揚在埔里鎮上湊起了屬於自己的檢驗所，然後結婚，一點一滴還清家庭債務，原以為將這樣度過人生......。不料，高山初子、霧社事件、塞德克族與平埔族文化迅速消逝的哭泣聲，卻將他從安穩的醫檢所中，拉入田野調查工作的宿命深淵。

◆與病人建立交情　藉機會探索歷史

「二十年前，談霧社事件還是一種禁忌，幸運的是，曾經歷過那一段記憶的塞德克族人，包括居住在川中島、霧社部落的老人或後裔，都是我的病人，最特別的，是高山初子。」鄧相揚在埔里鎮上的診所，經常有塞德克族的老人出入，為了更能與他們溝通了解病情，鄧相揚還特別自學了日文，最後和附近的原住民各部落由醫護關係間建立起極為深厚的友誼。

鄧相揚認識初子（漢名高彩雲）的時候，親身經歷過兩次霧社事件的她，已是滿頭白髮，透過初子，鄧相揚於是深陷連部落都不甚清楚的霧社事件歷史之中，無法自拔。

這一栽，就是算不盡的白日黑夜，算不清的路程心血。

「好長一段時間了，我不停地忙碌著，已經到了極限，卻還有許多想要完成的東西，只要讓我陷進去，我就再也爬不出來，醫檢所也不太管了，有很多人認為我不務正業。」

將近二十年來，鄧相揚陸續著有〈霧社事件初探〉、〈泰雅族素顏〉、〈泰雅族群分佈與社會變遷〉、〈平埔族古文書溯源〉、〈埔里開發簡史〉等專文或論文，沒有經過任何文學訓練的他，還陸續完成《霧社事件》、《霧重雲深》、《風中緋櫻》三本關於霧社事件的報導文學專書。作品不算多，卻是鄧相揚用歲月和腳印所累積而出的，他所蒐集得來的無數史料極為豐富，更提供日後他人處理霧社事件或相關創作題材的雄厚基礎。

這幾年，鄧相揚還積極參與埔里地方事務、經營博物館、舉辦文化活動、加入地震後社區重建工作......，像一顆精力充沛的陀螺，將生命轉到極速。

◆尋找井上伊之助　鄧相揚別有所獲

「是什麼樣的力量推動你？」我好奇地問了一句，鄧相揚回給我一整篇動人的故事：

在霧社事件發生後，懷有花崗二郎遺腹子的初子和其他族人一樣，踏上前往川中島的艱困路程，在抵達川中島後一個星期左右，初子在痛苦中產下男嬰阿威．拉奇斯（高光華），卻因失血過多而瀕臨死亡。

「最後是一個叫做井上伊之助的日本醫生救我的，你可以幫我找到他的墳墓嗎？我想跟他好好道謝。」當鄧相揚向初子詢問起這段過往時，初子如此回答。

鄧相揚答應了初子，每次到日本找尋資料或遇到日本友人時，都不放棄任何一絲找尋的希望，後來年邁的初子過世，更加重鄧相揚幫她達成遺願的責任，「我要代替初子跟他或他的後代道謝。」

終於，鄧相揚透過各種管道找到井上伊之助的兒子，透過日本朋友與他取得聯繫，說明想前去拜訪的心意，「沒想到，他堅決地拒絕了我。」井上伊之助之子的拒絕，並未讓鄧相揚從此氣餒，經過多年不屈不撓的尋找後，他自己循著線索找到井上埋葬在橫濱一處墓園的消息，「一大早，我一個大男人就捧著一束鮮花，坐上火車前往墓園，不管車上的人對我投以如何異樣的眼光。」「在幾萬座墓碑中，最後找到井上伊之助的墓碑，我無法形容那時的感動。在上面，刻了『愛』這個字，而更令我震撼的，是在墓碑底下還有一行泰雅族語......。」

「祖靈在編織」，井上伊之助的墓碑上這樣寫著。

◆他人的生命故事　驅使他拚命向前

鄧相揚說，井上伊之助的父親，在一百年前是日本駐台樟腦會社的職員，一九○六年在原住民出草行動中慘遭砍頭，使他悲痛欲絕，卻在成為神職人員之後，選擇一九一一年來到台灣新竹、霧社等山區，將一生奉獻入原住民醫療服務，在霧社事件之後，也意外拯救了初子母子。

「我想要知道的事情，互相間都是有緊密的關係，越是投入就會發現未知的更多，在尋找歷史的過程中，我自己也不斷的被感動，做田野的魅力就在這裡。」對於鄧相揚來說，追溯歷史，不只為文學或創作，甚至不是為了完成什麼，那是沒有目的也不會有終結的工作，因為他追求的是其他人的生命故事，是對生命的感動。

祭拜完井上伊之助後，鄧相揚回頭再找井上的兒子，希望無論如何能讓他代替父親接受初子的感謝，「他在電話裡考慮很久，後來開口第一句話，就問我是不是基督徒。」「他說他恨透他父親，恨他只照顧遠在霧社的異鄉人，卻從未關心過自己親生的家人，如果我同他父親一樣是基督徒，他就絕對不見我......。」

七十多年過去了，與霧社事件相關的魂魄，還是能飄蕩在三個世代、三種姓名、兩個國度之間，像揮之不去的鬼魅，緊緊纏繞在當代或後代的身體血液中，恨，或愛。

「如果歷史真相一直沒有被暴露，後續的問題依然會繼續發展，族群認同模糊的包袱就必須繼續承受。」包括《霧重雲深》，包括《風中緋櫻》，霧社事件影響所及，對鄧相揚而言不只是單純的戰爭本身，而是因為它而改變起伏的人生，「霧社事件與中國的抗日精神毫不相關，與盧溝橋的歷史毫無關聯，它是台灣原住民與日本殖民政府間的事件，是台灣與日本兩國間的歷史牽連，是台灣自己的歷史。」

◆這就是他的宿命　為人生尋求解答

井上伊之助的故事，鄧相揚已開始動筆整理，而就在他見過井上醫師後代的第二年，井上的兒子主動打電話邀請他再度到日本，並且極為禮貌而熱情的招待他，態度與前一年完全不同。「他應該是了解他父親了。」說完，鄧相揚轉身走到戶外，沉默地點上一根菸，彷彿想努力將激動的情緒藉由煙霧縹緲而去。

「地震後，兩種極端的想法在我內心不斷爭論；這也許是上帝叫我從此要結束研究工作，放棄這一切......，或者另一方面，上帝既然讓我活下來，就是要我為霧社、為埔里再做更多事情、更多紀錄。」鄧相揚最後還是選擇相信後者，即使前程未卜。

「而我對生活的態度也全都改觀了。」不知不覺間，與鄧相揚聊著聊著就到了夜晚，新生後的埔里鎮上燈火通明，不斷擴建的新商店新大樓，使他的故鄉換上新貌。坐在路旁，鄧相揚隨意點了幾盤小菜，突然有感而發，「我以前不太會到路邊攤吃飯，穿衣服要看質料，喝酒要看品牌，對品質相當要求，地震後，我這個鄧醫師和其他人一樣，也要排兩天的隊領取捐贈的衣服穿，排隊吃便當。」他說，很多事他都無所謂了，只想快點把該能寫的寫完，把能整理的資料整理完，不再想那麼多，人生很短暫，他能做的就是這樣。

「那就是我的宿命......。」鄧相揚重複地說了幾次，似乎唯有這樣，人生的疑惑才能尋得解答，然後再讓他從疲憊中爬起，繼續追溯永無止境的生命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