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極限
老包
2009/04/08 第期
親愛的讀者,上星期我談到現階段要重建台灣人自信心,必須從擺脫虛無主義的蔓延,以及建立基本的思考邏輯能力著手。這一篇文章剛發出去以後,就發生了民進黨台南縣長提名爭議事件,正好是一則活生生的教材,我認為有必要藉此機會,和大家談一談。

台灣人被虛無主義附身,早年是因為受到國民黨外來政權白色恐怖統治影響,普遍陷入一種「賺錢就好、別管政治、安定最重要」的洗腦價值觀,但這種虛無主義,經過民主運動人士前仆後繼的衝撞之後,已有相當程度的改觀;近年來,另一波虛無主義惡潮卻又汹汹來襲,頗令人頭痛。這一波虛無主義是伴隨媒體解禁而來的,我稱它為無根的港式虛無主義,它以八卦、信口開河為主流,這一點又剛好擊中台灣人欠缺思考邏輯的要害,台灣人的面目變得更為模糊,也常在莫名其妙的痛苦深淵中不可自拔。影響所及,連號稱台灣價值重要城堡的少數本土派媒體,也常不自覺成為推波助瀾的元兇。


陳唐山未獲提名卻反彈事件的發生,基本上就是本土派媒體集體信口開河下的產物。我們都知道,陳唐山會興起參選台南縣長念頭,和阿扁的煽動大有關係;但阿扁真的那麼關心陳唐山會不會當下屆台南縣長嗎?那當然不是,因為接下來扁在看守所和葉宜津見面時,透露葉若辭去立委,由他來參與補選,「就可逼退陳唐山」,已可見他「也可以有件支持葉」。扁所關心的應該是他自己的官司對抗、生路問題而已,陳唐山被扁煽動出來攪進這一局,一方面是陳唐山和蘇煥智的恩怨情仇作祟,另一方面則是扁為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使出唯恐天下不亂手法,這一招扁在二○○七年民進黨總統初選時,早已用過,所謂「四大天王」內鬥詛咒,就是那樣來的。


當台南縣長,對陳唐山真的有那麼重要嗎?以七十四歲的年紀,且當過兩任八年南縣長的資歷,再堅持要參選,真的是有相當程度的偏執,而他當年和蘇煥智之間的怨氣,其實扁夫婦也扮演了幫倒忙的整人角色,可說人生很重要的一段時光,都被扁玩弄於股掌之中(我們又何嘗不是?)我記得公元二千年時,當時陳唐山還氣得不願北上中央入閣,寧願留在台南縣做完縣長任期、再繼續參選又當選立委呢。就目前的僵局來看,陳唐山和民進黨其實都是輸家,只有阿扁是贏家,但扁那種贏法,卻是使本土派痛苦的。不管如何,參選縣長本來就是陳唐山的權利──雖然我並不相信,以陳唐山的人格素養,最後他真的會參選到底──我今天要談的則是媒體身為社會公器,在這個事件的角色扮演問題;由於它的不求甚解與信口開河、欠缺邏輯判斷,它使得一件原本單純的本土派事件,演變為複雜化及具有殺傷力。


民進黨宣布提名李俊毅參選台南縣長時,第一時間爆出反彈聲浪的是本土派媒體,且是目前本土派僅存的一報兩台(電視台),口徑一致說「初選不公平」、「未提初選民調最高的陳唐山」。對本土派來說,當這一報兩台齊說「不公」時,支持者當然會普遍相信陳唐山受到了打壓,而陳唐山本人的決鬥意志,也自然會升到最高點。然而我看到這一則新聞時,卻為本土派媒體的淺碟子反應感到不可思議,與捏一把冷汗。因為第一,民進黨本屆縣市長提名,並沒有「初選」; 第二,民進黨從來也不曾只用民調來挑選參選者。既然這兩者都不存在,那麼本土派媒體跟進起鬨,豈非無聊而又欠缺思考邏輯訓練?


民進黨去年因受到扁家事件衝擊,丟掉本土政權,有鑑於此,就在全代會中決議取消這一次縣市長提名的初選程序,交由中執會全權決定人選,嚐試以此來療傷止痛,重整政治節奏。對於這個決定,我認為那是明智,也是非常時期,令人同情的方法。台灣因為有一個霸氣、有錢有勢的國民黨,始終不願將公辦初選納入選舉制度,使得民進黨的初選一直存在爭議,怎麼做都會留下漏洞。公辦初選就是各政黨都在同一天,由臨時自由登記為該政黨支持者的選民進行假投票,由政府負責選務。但台灣沒有這一項制度,因此過去民進黨就採取各種變通的方法,去找出可能勝選的人才,演變到後來,就有黨員投票與多次民調的混合加權制。然而這一次民進黨是沒有初選的,完全交由中執會決定人選,而中執會則決議由黨主席,視選戰主軸與節奏的需要,去挑出人選,再交回中執會背書認可即可。換言之,這一次黨主席有很大的權力,但這是全黨基於療傷止痛、掌控政治節奏的需要,及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其背後具有一定程度「化悲憤為力量」的意義。


未料碰到攪局的阿扁及信口開河的本土派媒體,這些悲情用心還是踢到了鐵板。現在最具有殺傷力的說法是「民調說」,而這一點又是我一向認為最危險,也最容易隨波逐流,掉入假相陷阱的方法論。如果民調是那麼可靠的東西,那民主國家政黨的提名委員會或初選程序,不就通通要被民調公司取代?再退一步言,台南縣這一次若真要由純民調來決定提名人選,那也必須事先講好,由參選人去做準備,黨中央則舉辦公開辯論等等讓選民可以比較、接近與了解的活動,問題是並沒有這些,媒體只是依據黨主席曾做了一份參考式民調,就一口咬定「陳唐山最高,所以應該加以提名」。現在問題也來了:如果那一份參考式民調是絕對可靠、會接近選舉詰果的,那麼該民調顯示陳唐山、李俊毅、葉宜津都可以贏任何一個國民黨對手,亦即縱非陳唐山,民進黨還是可以選贏,那又為何非陳唐山不可?


總之,這是一個簡單的邏輯辯證問題,本土派媒體不做這個最基本的功課,卻要怪罪蔡英文,那真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了。陳定南當年就是被扁游設計,以「民調最高」為理由,硬推去回鍋參選縣長的,最後被國民黨若干簡單耳語(如「不肯栽培後進,老是他,民進黨沒有人才了」…..)就打敗了。我並不相信陳唐山是一個不肯栽培後進的頑固之人,但是受到本土派媒體如此激情的鼓動,心情要平靜下來也難。本土派僅存的一報兩台(名嘴們),常有一種不自覺的權力的傲慢,這使得我們時常處於近親繁殖惡果的痛苦中,難以超越被外來政權操弄的宿命。陳唐山事件也許很快會平息,但本土派媒體思考邏輯欠缺的麻煩,卻會持續凌遲脆弱的本土派心靈(統媒在這方面則精明得很),使我們走出幽暗隧道、迎接亮光的時程延遲。換言之,本土派的整體前進能量,勢將有所減損,這才是我比較憂心的。


今天(四月七日)是鄭南榕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日,早上我去參加了墓園追思會,「刺蔣案」主角黃文雄先生,在現場有一專題演講,題為「一位不是用勇氣就可以形容的兄弟」,令我為之震撼,是二十年來少見的精彩見解──關於黃先生的演講內容,我在稍後會談到。


鄭南榕在二十年前以肉身殉道,這二十年來,大家都有共同的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以我的個人經驗來說,早在鄭南榕殉道的八個月之前(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我已在自由時報取得每日撰寫專欄的「地盤」,是言論中支持台獨、反對威權統治者,首度進駐大眾傳播媒體,為此,我記得國策中心在後來出版的「台灣歷史年表」(重要事件記錄),也曾記下一筆。一九八七年,我會進入該報,是經過事先盤算的;當時蔣經國在位,在海內外民主潮流衝擊及壓力下,蔣氏宣布解除戒嚴(但實施國安法),並將在隔年(一九八八年)元月一日解除報禁──當時三十五歲的我,認為機會來了,一旦報禁解除,台灣在言論自由與民主開放的氣氛,終將有所進化。職是之故,我和一個重要的推薦人,在討論之後,決定進入該報主編可以發揮文化影響力的副刊版面,要在大眾媒體,進行反抗威權的思想偷渡實驗。


我們都知道,在那個時代(蔣家時代),反抗威權通常都是透過所謂「黨外雜誌」在進行的,大眾傳播(如報紙)的幕後老闆,概屬黨政軍特或家大業大的財團,並不可能容許那些思維入侵。因此,台灣人要去進行那樣的偷渡實驗,有點冒險,也具有一定的困難度,而台灣人在大眾傳播的經驗,也貧乏得可憐。然而以我的背景來說,我從十六歲開始,就以小說創作能力,在當時的民營「兩大報」之一的中國時報(早年叫「徵信新聞報」),取得定期發表的一席之地,算是當時的文化界少數「貴族」之一,文字能力當然要有相當的造化才行。而大學畢業那一年,我也在該報副刊做過重要的編輯工作(報禁時代副刊,其影響力超級強大)。像我這樣的台灣人可能不是很多(天可憐見,台灣人的傳播媒體菁英,早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外來政權消滅殆盡了),因此這一趟冒險旅程就落到我的身上了。


奇妙的事情發生了,次年的元月十三日,蔣經國在無預警中去世了(報禁在元月一日解除),李登輝繼任總統,是第一個台灣人總統,但政經氣氛顯得更是詭譎,是好是壞,很難說(有可能軍事執政,架空李氏或暗殺李氏)。我小心翼翼觀察了幾個月,覺得李登輝的風險並不比我們小,乃決定「賭更大的」。因此,我在七月三十日開始端出「老包專欄」(當時報社讓我的副刊版面有相當的自主權,但我必須冒隨時走路或引來威權對付之禍的風險),初期刻意從文化現象切入偷渡,很快就進入對抗威權階段,由於是每日專欄,節奏感非常順暢,馬上就有眾多讀者粉絲,而雖然是快速突破禁忌的寫法,報社每天都要捏一把冷汗,但因為有強力票房,報社高層老闆雖和國民黨也有密切關係,竟也拿此專欄當報紙宣傳的重點。


換言之,我的策略是成功了。這有點像西方人所說的,是一種「和對手跳探戈」的藝術,我表現的不錯,雖然自覺是在懸崖邊的舞步展現,卻也不虛此行,很快就將該報推向足以和傳統「兩大報」(統派)較勁的影響力地位。我並不認識鄭南榕,只能算是他的讀者,但我必須說出這一段參與媒體冒險的故事,因為這樣你才會清楚我們有些相似的背景──以媒體和威權當局週旋的經驗。然而麻煩來了,老包專欄寫了八個月之後,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竟選擇自焚殉道!那一天我在書寫專欄之前,有幾分鐘的掙扎:到底是要視而不見,或是正視自焚事件?選擇前者,按照我既定的「跳探戈」節奏去表現,可能比較保險,而不會太「重鹹」,以致跳探戈踩到對方的腳;選擇後者,則很可能我會提前「陣亡」(專欄被停或丟掉頭路)。但我很快就決定選擇後者了,因為不這樣,我會一輩子難以面對自己,一輩子的不安或暫時的失業、媒體策略的中斷,似乎「暫時」比較划算。


在那個年代,這樣的壓力很平常。我當下寫了一篇「灼痛的滋味」,覺得我們這些拿筆的,或那些從事反對運動的,在將來都將愧對鄭南榕;我還舉出羅素、蘇格拉底,來和鄭南榕相提並論。我那一篇文章(四月八日見報)是要利用大眾傳播的解釋權,在第一時間為鄭南榕取得崇高地位,避免他被當時的媒體,集體加以醜化踐踏。要知道,當時的媒體(電視、報紙)是用「偏激的台獨份子」在形容他,而報導他的自焚殉道,則稱是「台獨一貫的暴方式」…..是這樣的一個陰暗時代,我的詮釋方式當然很異類。我在登出那一篇文章的當天,進報社時,其實有點忐忑不安,覺得可能專欄與工作會不保,但事實不然,我進去時,同仁都對我低調的豎起大拇指,且鄭南榕事件在我第一時間「點破」後,報社高層也受到心理衝擊,並沒有找我麻煩。因此,我就繼續寫鄭南榕事件,一連寫了四天,每天都抱著一種羞愧的心情在寫。


問題是我當時對鄭南榕,其實也有點生氣。我生氣的理由是:我都進入大眾傳播在進行偷渡冒險、「跳探戈」了,你為什麼那麼傻,還要自焚?何況當時李登輝已當了一年多的總統,我們是有機會的啊?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久,但坦白說,二十年來,其實我已想通了,很早就想通了。我認為台灣人有一種作繭自縛的性格與命運,鄭南榕看透了這一點,因此用他的行動哲學,提醒我們:不能自我超越,就不可能建立自由的國家。鄭南榕的目的當然是從言論自由出發,去達到台獨建國的目標。而我們必須更清楚去感受:人類的文明,乃來自於不斷超越極限所建立的。這就是鄭南榕。


我會逐漸想通,主要來自於一個命題設計:別忘了鄭南榕是在李登輝當總統時自焚殉道的,那麼鄭南榕是在想什麼?我認為正因為是李登輝在當總統,他才會選擇用肉身殉道,我必須用一個隱喻的方式,你才會更了解我的意思:當我們在黑暗時,黑暗很久時,基於動物生存本能,我們會選擇等待或適應或痛苦呼喊;但忽然發現有一絲絲火苗,而這一絲火苗又隨時可能熄滅時,我們之中有人為了珍惜這一絲火苗,也希望這一絲火苗不要那麼脆弱、那麼搖擺不定,他就決定捨棄生命,用他的肉身去當火苗接續的能源。這是超越動物本能的人類文明奧妙。就是這樣的哲學辯證議題,解釋了我對鄭南榕的疑惑──有一絲火苗時,反而比我們在完全黑暗時,來得更難做抉擇,但鄭南榕替我們做了。


李登輝當時權力不穩,他的方向感也不確定,以郝柏村為首的軍方勢力,其實是民主運動最大的威脅,但李也可能在壓力之下和這一股反動勢力妥協。我認為鄭南榕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的自焚殉道,在往後很強烈的衝擊了李登輝的讀書人心靈(當然也一直在衝擊台灣人心靈),促使他使出渾身解數,在往後更堅定他與保守勢力週旋的決心,終於成為國際尊稱的「民主先生」。李登輝是一個好強的人,這一點他不曾明講,何況他多少也有一些歉疚,但若說他毫無所感,這也是騙人的。不管如何,鄭南榕的殉道,對台灣的民主路線的推進,是影響巨大的,而這正是鄭南榕的用意。


如同我在那個時代,進入媒體去進行冒險之旅,背後有策略及價值設定,鄭南榕也是媒體人(及台獨運動家),當然會有他的策略與價值設定,而他選擇的是一種留下無限文明資產的方法。我聽黃文雄先生的演講,他就是以自己在「刺蔣案」的經驗,當時事先有「價值和策略的問題」,來印證鄭南榕的壯烈犧牲,也有更高層面的「價值和策略」設定。「這種自傷以傷敵的壯舉,需要多麼堅靭的道德勇氣,以及多麼清明的效果和後果計算!」「鄭南榕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的確有這樣的台灣人。這是鄭南榕留給我們的永遠的遺產。」黃文雄又說鄭南榕那個時代,「這一切都比我那時困難多了」─我想,我們這個時代,又何嘗不是比鄭南榕時困難與複雜?不管如何,黃文雄的全文,值得大家細讀與回味,這是一篇二十年來少見的好文章。


超越極限,這是鄭南榕給我的人生啟示,也是台灣人最欠缺,也最需要的。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