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歡樂的「戀戀北迴線」，用福佬語輕快唱著「世外的桃源，美麗的台灣，自由自在，幸福台灣人」，竟然掀起了近年來台灣民主運動不可思議的衝撞高潮。一間小小的非主流唱片行，三十年來默默經營著進步、非主流音樂市場，也藉著這一片「台灣之歌」專輯ＣＤ，成為台灣最新爆紅的「民主聖地」，這一切來得突然，讓人始料未及。
重演 上揚宛如天馬茶房
陳雲林來台灣引起持續一周的強烈抗爭活動，最引人入勝的高潮，竟不是民進黨中央費心設計的「守夜、圍城」，反而是由民眾自發起而抗暴的「上揚唱片行事件」。許多人說，十一月四日晚上的上揚唱片行事件，激發了來自全台灣各處的激憤民意，帶動了後續幾天對馬政府賣台親中政策的抗議高潮，上揚唱片行就如同六十一年前的天馬茶房一樣，一樁偶然的突發事件，引爆了全台灣風起雲湧的抗暴高潮。
被北投分局局長李漢卿，率眾警員硬闖上揚唱片行關機的音樂，事實上是一張由前民進黨政府文化總會策劃發行的第二屆「台灣之歌」活動所製作的唱片，這首輕快的歌曲叫做「戀戀北迴線」，是專輯裡面倒數第二軌曲目，本土派音樂家黃麒嘉先生作詞作曲，由台大合唱團娓娓以福佬話唱著。上揚唱片行老闆娘張碧女士，特別在群眾包圍晶華酒店、劍拔弩張的抗議現場旁，藉著唱片行播放這首歌曲，吸引了零星幾位民眾在唱片行門口輕快共舞，只是短短不到幾分鐘時間，即遭遇到警察蠻橫暴力闖入關機的命運。
就如同二二八事件當年，位在菸販取締事件中心的天馬茶房，是個匯聚各路前衛文人、進步青年和落魄藝術家、音樂家的聚會場所一樣。成立三十多年的上揚唱片，也一直是台灣獨立音樂、另類爵士和稀少品牌進口的重要支持者。天馬茶房內，常坐滿了心懷各種思想、理想和創作的年輕知識分子，親眼目睹了中國緝煙官員壓迫台灣小販的那一幕。而今上揚唱片行外，也有一批不滿中國官方代表囂張行徑的民眾，藉著「台灣之歌」表達內心如同六十一年前的那股怒火。
禁歌 凸顯仇視台語傲慢
上百位音樂界學者、廠商和藝術家、樂迷們公開聯署支持上揚唱片行，認為「只因為播放的是台語歌，警察竟然衝進店裡禁止播放」，這是「禁歌時代重起、警察擴權、威權政治重返的前奏，令人不寒而慄。」年輕員警在抗議現場聽到以福佬話演唱的台灣歌曲，直覺產生「禁播」想法和暴力舉動，久經黨國體制訓練出身的北投分局長李漢卿，事後歡迎店家「要告來告」，對於台語歌曲的仇視和理所當然的鎮壓態度，猶如六十一年前緝煙官員傅學通等人的嘴臉，讓人訝異的驚覺，二十年的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竟然因一首台語歌的播放問題幾近崩解。
「禁歌恐懼」在台灣民主化二十年、本土化十二年之後突然竄起，伴隨著「戒嚴壓制、中國併吞」的恐懼感一起發酵，更讓這張「台灣之歌」專輯ＣＤ成為一片難求的熱門商品。這個「禁歌恐懼」，伴隨著一種執政者「仇視台語」、「仇視多元文化」的傲慢，特別是在馬政府強硬配合中國政策，準備力推「漢語拼音」，甚至教育部配合語言反動學者，將來大幅增加「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並且加重文言文教學，強制台灣下一代接受已經消失近二十年的激進中國文化教育，更讓享受了民主化、本土化的這一代年輕人，加深心中對這股突然迎面襲來的災難充滿無奈的恐懼感。
突圍 台語歌藉電影復活
語言查禁政策過程中，那種失落的恐懼感，數十年來徘徊在中、老年台灣人階層的心中，久久無法消散。資深影劇記者黃仁在《悲情台語片》一書中描述台語電影史，認為「台語片的歷史，正好和台灣民族史一樣，是一頁孤苦的歲月，誕生於五○年代的台語片，……政府所有對電影的輔導和獎勵，都特別標明限於國語片。」而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一九五五年頒布「動員戡亂時期無線電廣播管制辦法」，從此國民黨政府擁有正式法源，可以從電台開始下手禁播台語歌曲，當時「唱片需要電台播放才能推銷，電台不能播放的歌曲就賣不出去，達到了國民黨當局壓抑台語歌曲的目的。」
當年能夠突破國民黨當局的禁制，並且得到社會大眾、特別是台灣人熱烈支持與歡迎的，就是被稱為「寶島歌王」的文夏。在壓抑台語歌、台語電影的一九五七年，文夏推出第一張唱片，包括「男性的復仇」等歌，都造成轟動，一九六二年，文夏開始主演電影，當時台語電影是在廣電政策壓迫下，台語歌唯一能夠廣為暢銷的管道，文夏的台語電影從【台北之夜】開始，一連串「阿文哥流浪」系列故事，一直不間斷拍到一九六九年的【再見台北】才結束，因為台語歌受歡迎，電影伴隨賣座，台灣人在當年，用電影賣座的成績，對抗國民黨的無線電廣播管制法。文夏當年的台語歌、台語片熱潮，宛如今天【海角七號】電影賣座奇蹟的前奏曲。
拒唱 台語歌星只好出國
要壓抑這股來自民間自發性的支持台語影視歌文化的力量，國民黨還有多種花樣。例如對演藝工作人員採取證照限制，當時有所謂「演員證」和「歌唱證」的制度。一九七○年前後，警總頒布每位擁有歌唱證的歌星一本《愛國歌曲集》手冊，如果歌星不配合演唱這些愛國歌曲，主管機關就不續發歌唱證，沒有歌唱證的歌星就沒有辦法公開演出，這個制度讓許多依靠台語歌曲維生的歌星失去表演舞台。當時，公開站出來反抗這個政策的，就是文夏。因為反抗，文夏拒絕公開演唱，也失去了表演舞台，最後只能出國發展，許多台語歌星如洪一峰、郭大成等人，也都有類似遭遇。
同樣的，在台語電影受到一般觀眾瘋狂歡迎的一九六○年代，國民黨也採取種種壓抑手段限制台語電影，但是最終都面臨失敗。一九六二年，台灣電視公司開播，電視開始取代電影、廣播成為民眾休閒生活的重點。根據黃仁的描述，「台灣電視誕生，整個影業都受到打擊，台語片突然減產了，不少影史家竟肯定台語片在電視免費送到家的情勢下已經完蛋了。這種台語片的『死亡論』，居然刊登在好幾本中國影史中，影響後來不少記者跟進。不料到一九七○年代，台語片由原來最盛期的年產四十部，增加到一百多部，……台語文化，是台灣文化的『根』，台語片的新生，正是台語文化的『根』再發新芽。只要『根』在，台語片就不會死亡。」
壓制 國民黨政府很鴨霸
對於本土語言的壓制，一直是國民黨政府統治的手段。不僅在台灣進行，香港人也曾經深受其害。香港浸信會大學歷史系教授鍾寶賢，在她的《香港影視業百年》論文中研究指出，「早在一九一○年代，國民黨便在中國推行『語言統一運動』，把從前北京地區說的『官話』（Mandarin）易名為『國語』（National Language），並把它提升為全國唯一的法定語言。一九一八年引入法例，禁止民間的教科書以『地方語言』（Dialect）書寫，規定『國語』是教科書唯一可用的書寫媒介。」
「三○年代，香港已經成為亞洲粵語電影的生產中心……為了進一步抹殺方言的生存空間，一九三六年國民政府頒布新命令，禁止拍攝粵語電影，粵語影壇嘩然，失去內陸市場，粵語片前景堪虞……至一九三七年，因為中日戰爭爆發，粵語片的命運突然扭轉，香港自此反而成為粵語片製作的避難所。」
中國人政權一向用壓抑地方語言文化的態度，來維繫政權與文化詮釋權的權威性。而當年香港人因為歷史偶然而留得一片天，台灣人則是想盡方法要突破法規的牢籠。當年文夏選擇抵抗，而黃俊雄主導的電視布袋戲，則鑽法規漏洞，因為出版法與戒嚴法都沒有規定布袋戲的主題曲如何發聲，也因此一九七○年代之後，電視布袋戲取代台語歌、台語片，成為台灣人主流文化的發聲管道。直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廣電法頒布，嚴格管制廣電媒體內容，其中為了推行國語政策，納入了語言限制規定，明文規定電視台方言節目每天不可超過一小時，並且規定「……對國內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其所應占比率，由新聞局視實際需要訂之。」當年新聞局長宋楚瑜壓抑布袋戲，即因此法頒布而來。
殘暴 第一線軍警殺紅眼
由於長時間的壓抑本土語言政策，以及主流媒體、教育制度的全面「中國化」，讓台灣警察對台語文化、創作產生「仇視」心態，甚至直覺認為台語歌會「引起衝突」，也是上揚唱片行事件爆發的關鍵因素。此次馬政府動員來自台灣各地的基層警員，鎮壓抗議陳雲林的大批群眾，這批人數高達七千人以上的基層警員，年齡大約二十歲出頭，皆為剛剛畢業和受完訓的基層警察，加上站第一線對抗議民眾暴力相向的替代役男，皆是台灣民主化二十年以來產生出的新一代員警，這批完全與以往戒嚴時代台灣歷史無關的新生代，對於本土文化的仇視與不耐，讓人非常訝異。
一位十一月四日、五日皆在抗爭現場、曾任國安會、國防部的民進黨籍前官員低調認為，「這批員警、特別是替代役男，對付和平抗議的民眾，手法非常殘暴，看那些被推到第一線的替代役男，用棍棒與盾牌瘋狂毒打弱小女性抗議民眾，簡直是『殺紅了眼』。這批警察和美麗島時代的憲兵不同，當年的憲兵是清一色『忠貞愛國』的領袖鐵衛隊，帶隊的、領頭的都是外省人，而現在站在第一線毒打民眾的，則是享受二十年民主政治環境的年輕人，對台灣歷史完全無知，但是在媒體、教育和主流文化的洗禮下，成為殘暴警察。而帶隊硬幹的分局長，也是不折不扣的台灣人，甚至還是獨派大老的親戚，馬英九的手段非常漂亮，讓台灣人打台灣人，他們外省權貴集團則在旁邊看笑話，甚至當和事佬，這是和美麗島時代完全不同的情況。」
「這個跟現在緬甸軍政府訓練殘暴軍人，專門用來屠殺民運分子一樣，也和當年韓國光州事件，全斗煥政府派嫡系的空降特戰部隊，服毒藥喝烈酒殘殺光州市民的方法一樣，獨裁政府培養出身背景和抗議人士一樣的軍警人員，卻用教育、訓練洗腦，讓軍警分子產生一種『文化優越感』，認為自己優越，抗議民眾則低賤。當年光州事件發生，光州地區也一直被韓國中央政府壓抑發展，成為邊陲、落後的象徵。而緬甸軍政府的軍警，都來自貧窮基層家庭，受的教育很少，一看養尊處優的大學生要求民主自由，都會從心裡面產生蔑視感和不平衡，很多鎮壓事實上是階級仇視屠殺的結果。』
學運 清新力量反動執政
上揚唱片行事件的效應非常深遠，包括事件當天晚上，激憤民眾在晶華酒店外徹夜包圍陳雲林一行人長達八小時，第二天發生的台北美術館暴力衝突，以及更重要的「野草莓學運」靜坐。尤其學生集體靜坐的抗議，更是針對馬政府「禁歌」的舉動而來。「禁歌恐懼」是白色恐怖時代的特徵，在台灣消失已久，尤其年輕一輩學生根本沒有經歷過這段時代。而今馬政府警察硬闖唱片行禁播歌曲，行徑猶如中國公安在北京戒嚴時打擊各種多元文化的表現，在今年北京奧運前後，中國內部多起違反人權、壓制表現自由和打擊少數民族的事件，更讓這批青年學生印象深刻。如今同樣荒謬的劇情在號稱民主的台灣上演，也讓學生產生了無法壓抑的恐懼感。
尤其，閃靈樂團的Freddy，因為一件Ｔ恤上的口號，竟然被警察蠻橫拉扯禁制行動，更讓整個「禁歌恐懼」，迅速延展成為一種「表現自由」遭受迫害的社會氣氛。猶如一九七○年代之前，台灣警察在街頭任意檢查青年服裝、髮型的社會再現，這對於接受民主制度二十年文化洗禮的年輕學生，是種遭深刻打擊的震撼。也因此，學生的「野草莓學運」，短短幾天如野火燎原一般，不分藍綠陣營的大學生，因為言論、表現自由而聚在一起，高達五百位大學教師站出來力挺，這批教師的進步色彩濃厚，多為理想主義者，沒有清楚的黨派傾向，塑造了這一代學生的新面貌。這股清新力量，是連當年野百合學運時代，都看不到的例子，給馬政府的反動執政，衝擊尤其強大。
由一個小小的唱片行偶發事件，衍生成為壯大且自發性的學生運動，就有如當年天馬茶房前的一場緝私鬧劇，二天之內透過電台號召，演變成全台灣對國民黨政府的抗暴運動，並且接續著對中國人政府的暴虐、欺騙、貪瀆提出強烈抗議，還衍伸出近代台灣第一個向中央政府要求高度自治的政治綱領（民間處理委員會向國民政府提出的四十二項要求），甚至還有近代第一支台灣人自發性組合的武裝起義隊伍（二七部隊）。這些不斷創下紀錄的訴求，都是由一樁小小的天馬茶房衝突而連動出的歷史效應。
契機 善用民怨浴火重生
據說，此次在陳雲林來台之前，國民黨馬政府透過國共平台，和北京之間已經達成「陳雲林眼睛所見之處，絕對沒有象徵台灣主權的物體」的協議。也因此，台灣基層警員、主管「揣摩上意」，「競相表功」向馬英九輸誠的動作頻頻，不僅警察、特勤人員查禁象徵台灣主權的物品（如國旗標誌、播放台語歌），絲毫不手軟，卻對於中國五星國旗給予禮遇，甚至馬英九還說「對國旗的熱愛，超過每一個民進黨人」，以主權標的物來反面嘲諷抗議民眾。雖然如此，抗議民眾、包括為數驚人的年輕族群，依舊以表現自由和人權，持續與國民黨抗爭而不悔，這股強大的人民力量，民進黨是否也感受到了？
前黨中央幕僚認為，「民怨的癥結點在哪?？真的只是中國黑心商品和經濟不好嗎？台灣人產生的危機感，來自於國家被消滅、文化被壓制和民主制度毀滅的危機，十一月五日晚間會失控成暴力對峙，馬政府有意無意地塑造輿論、現場特務黑道的參加和挑釁，民進黨在浴火重生之際參與行動，這個過程中是否感受到了真正的民意？找到方法與這股力量共存，才是民進黨重生的契機。」
一首簡單、輕快的台語歌，竟引爆馬政府上台以來，台灣民意對國共和談、出賣台灣的恐懼和不滿的所有能量，對於親中賣台、國共和談，台灣前途不確定感，以及經濟生活轉差、生活安全環境急轉直下的失落感，讓「台灣之歌」意外成為台灣歷史轉捩點上的偶然。上揚唱片行會是二十一世紀的天馬茶房嗎？這可能是當時上揚唱片行老闆娘，順手打開音響時所沒想到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