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文出版社在一九七○年代曾出版一系列「新潮叢書」,這套書為戒嚴時代的台灣年輕學子開啟一扇世界之窗,編輯者正是醫師林衡哲與一九四○年出生於花蓮,左手寫現代詩、右手寫散文的本土作家楊牧。
公理與正義猶疑也憤怒
面對台灣這幾年來的政治惡鬥、變相荒謬的媒體治國亂象,甚至還有媒體為了收視率竟然製作假新聞,台灣人民在忍無可忍之際,不禁要問:社會還有公理?人間有沒有正義?
楊牧回想一九八三年時,他二度回台大外文系任客座教授一年,隔年,台灣經歷一場規模很大的立法委員選舉,一位台北市選出的立委,當選後竟爆發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醜聞。競選期間,曾有學生問他:到底什麼是公理?人間有沒有正義?
當時楊牧吞吞吐吐回答:「也許有罷│我想。」那種心情就像魯迅被祥林嫂問到靈魂和地獄的問題時,很吃驚地支吾著:「論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必。」為此,楊牧提筆寫下長達一百二十九行〈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詩作:
有人問我一個問題,關於
公理和正義。簷下倒掛著一隻
詭異的蜘蛛,在虛假的陽光裡
翻轉反覆,結網。
如今重讀這篇二十幾年前的詩作,楊牧表示:「我向來很少以這個方式創作,因為我不相信詩是強烈刺激下的反應,現在重讀這首詩,留下的,似乎是主觀地為一個平凡的年輕人勾畫時代的形象,畢竟,我們都曾經那樣猶疑而熱情地年輕過。」
十六歲就開始發表詩作的楊牧,三十二歲前以「葉珊」作筆名,東海大學畢業後赴美求學,取得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並接受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聘書的楊牧,一九七五年曾返台在台大外文系任客座教授一年,重返西雅圖後,即使身處海外,仍透過報端持續關心台灣。
一九七九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台灣平面媒體全文登載審判過程,並發送到海外,當時客居美國普林斯頓的楊牧表示:「幾天來報紙正在大篇幅刊登高雄事件的審判消息和辯論,我曾經對著微茫的北極光,不能自制地為一個事件的發生而放聲痛哭。」
隔年,再度透過報端得知「林宅血案」,他震撼且憤怒地寫下〈悲歌為林義雄作〉後,一改過去對政治刻意保持距離的態度,感覺自己再也無法擺出漠不關心的樣子:
逝去的不祇是母親和女兒
大地祥和,歲月的承諾
眼淚深深湧溢三代不冷的血
在一個猜疑暗淡的中午......
苦難與記憶散文說從頭
創作半世紀,出版的著作包括:詩集、劇詩、散文,又有翻譯及批評論文行世。在他的著作中,從一九八七年始,以十年時光,完成一系列早期文學自傳式散文集《山風海雨》、《方向歸零》、《昔我往矣》三書,架構集結成《奇萊前書》。
對出生於日治末期的楊牧來說,《奇萊前書》也正記錄了花蓮,甚至是整個台灣社會族群,在那樣慌亂的時代中,所共同經歷過的苦難與記憶:日人殖民統治、二次大戰,中國接收,二二八事件,國府百萬軍民播遷來台,以及隨即而來肅殺與失蹤的白色恐怖。
爭戰末期,皇民化運動下的台灣人,所被限制使用的語言就是日文,楊牧記得小時候,隔壁住了一對幾乎完全講日本話的夫婦;起先以為他們是日本人,後來母親說他們也是台灣人,只是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開口講的都是日本話。
「日本話我也會,不但會聽而且大概也會講,但除了玩遊戲唱童謠以外,我們盡可能不用它。」有一次他在門口的榕樹下拿蜻蜓餵螞蟻,隔壁的男主人出來用日本話罵他骯髒,楊牧也用一連串的日本話回罵他。這時一名穿制服的日本警察正好走來,嚴肅地說:「這個『子供』很會講話啊?」說完,竟笑了出來。
二二八事件無奈的記憶
在《奇萊前書》中,楊牧嘗試著將他所經歷與觀察的事件,主觀地透過文字記述還原當時情境,對於二二八事件,他記得:「地方上許多有名望的人都捲進了政治糾紛?堙A我們聽聞了許多槍殺和失蹤的事,有人露宿香蕉林中、番社裡、山坳谷底,親人為他們行賄贖死,再出現的時候都變得很沉默,空洞,變得憂鬱,但他們往往是醫生、教師、或者聖樂隊的指揮,小城知識界的精英。」
在他的記憶?堙A所有的大人都是不快樂的,警戒而小心,凡事不喜歡出頭,惟恐被人盤問。雖然如此,有時夜半驚醒,是里長會同軍人和警察在敲門查戶口,昏黃黯淡的燈光裡,楊牧閉著眼睛裝睡,忽然手電筒的光透過蚊帳直射他的臉頰:「我眼皮跳動,繼續裝睡。我想我怕他們的成份,還不如我鄙視他們。」
皇民化運動的影響下,當時的台灣人普遍都會使用簡單的日語作日常交談,但是國府接收後,嚴禁使用、書寫日語,而且被積極重新教育另一套主要來自中國北方的語言。
首先音樂教材產生了變化,有時中文歌不夠用,中國籍教師會從舊檔案?塈銗X日本軍歌來教唱,但那些譜雖然是日本歌的原譜,詞都換了新的。小小年紀的楊牧坐在榕樹蔭?堙A唱配了新詞的日本軍歌,「感覺像在日本皇軍耀武揚威的歌聲中,評論中國煙硝滾滾的另一場戰事:姦淫,燒殺,饑饉,仇恨,各種奇怪詭異的字眼印在阿拉伯字簡譜下,一群稚齡學童猜疑、不解地唱著。」
詭譎的時代迷惘少年心
然而寫在歌詞中的戰事,終於在遠方的大麥田爆發了,「國共內戰」驟變成令所謂執政者難堪的結果,一九四九年國府百萬軍民撤退來台,風聲鶴唳的整肅氣氛在社會中流動;除影響經濟造成通貨嚴重膨脹的「四萬元舊台幣換一元新台幣」的幣值政策外,為了安置百萬大軍,許多學校被軍隊進駐,楊牧和同學們被分配到城隍廟上課,其他班級則在註生娘娘殿裡朗讀。
國府來台後,嚴格施行「華語政策」,日本語早就被禁用了,台灣話也逐漸遭受威脅。楊牧中學時,「教官」職稱的人物開始在校園中出沒,他們代表了一些監視、禁忌、權威與限制,不久,台灣方言也遭到禁止,校方宣布不准講台語。
年少時的楊牧感覺自己生長在一個詭譎變幻的時代,倫理價值和生命意識不斷遭遇外界的衝擊和干擾,不斷被外力所修改;是非善惡的游移如此巨大快速,有時甚至使人無法把持,迷惘再三。
「我一直到上了高中,還無法分辨當太平洋戰爭的時候,對在台灣躲警報的人來說,到底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班上外省籍同學,他們在四川躲警報時,投彈的日本人毫無疑問是『壞人』,但是對當時的台灣人而言,是要認同自稱保護台灣的日本人?還是認同前來轟炸自己家園的美國人?」
在那樣的年代中,現實社會充滿了禁忌與猜疑,不容許任何人輕易碰觸,更不用說要追問。有一天,楊牧家來了幾個人,問他們櫃子裡有沒有武士刀,家人把日人離台前相贈的武士刀捧出來,交給他們,幾天後通知領回時,武士刀已被攔腰鋸斷,只剩半截斷刀。
監視與規範學子受驚嚇
在那樣的年代中,學生所被教育的,就是極其嚴厲的監視與規範,小到行走坐姿,大至考試不利,都會遭到無端的責罵與處罰。而面對著威權高張的威脅,在那個時代中驚惶長大的孩子,也只能選擇懦弱地屈服,學著去迎合人世間種種強加的限制與壓迫。
高中快畢業前,他們聽到一個新名詞「警備總部」;帶著強烈的威嚇性,卻又不許你隨便談到它,雖然大家都知道它存在。「有一次校長發怒,就對我們一班大孩子厲聲說:報到警備總部有你們好看的!我覺得又害怕,又生氣,又可笑。這是什麼世界?」然而在那樣的年代裡,「警備總部」的確標誌了一個威權的恐嚇。
除了依循自己成長經驗的脈絡,對自己感知台灣社會曾經歷的種種現實與壓迫,進行側寫與記述,楊牧表示,現在想起來,那個時代可以說是一個從騷動正要轉入平靜的時代│也許不是平靜,是一個羼和了憤怒和恐懼的,一個因為嚴厲,肅殺,猜忌到了某種程度遂化為沉默的,相當空洞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