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樂觀的悲觀主義者:影評人梁良
在SARS風暴的影響下,西門町電影街異常空蕩,接近黃昏了四周商店大門依然開得稀稀落落,售票口年輕的工作人員們只能聊著天,笑鬧的聲音足以在整條街上回響。
沒有人群起的電影街,盡管電視牆上的電影廣告正轟隆隆地重複播放,冷清的樣子仍感覺有些寂寞。見到梁良時,他正一個人坐在戲院前的長椅上,低頭看書,陽光從他背後輕灑,卻使他的身形更顯瘦削單薄。
「我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從香港到台灣,在電影的世界裡花費了大半青春之後,影評人梁良這樣形容自己。
◆那第十九個志願......
為什麼會喜歡上電影?許多人會回上一部令他印象深刻的片,或感動於某個導演,如果答案牽涉到他的一段生命歷程,大多時候,他對於電影,已不是單純的喜歡而已。
梁良小時候家住在香港深水?耤A距離幾個街口就有一家專放粵語片的電影院,看了幾回武俠片和歌舞片,梁良從此上了癮。因為家裡窮,梁良仗著年紀小,見到有單身的人進戲院便拉著他或她的衣角充當那人的小孩,為了看電影臉皮就得厚,有幾次被售票人員攆出場去或遭人白眼。
小時候愛看電影,甚至是周報影評的忠實讀者,梁良中學畢業後志願卻是想當個文學作家,從未想過要走電影這一行。在香港投考台灣大專聯考,可以填二十個志願,梁良第一志願填了「台大中文」想圓作家夢,「藝專影劇科」被排到第十九個志願,原本只是充數用的,梁良想學電影的意願並不強,沒想到成績出來,還是讓他只能考上第十九個志願。
為此,梁良還不甘心地申請延長入學一年,不料第二次的成績更是差,註定他必須走入學習電影之路,於是梁良成為低侯孝賢一屆的學弟。「記得那時候還是坐『台灣輪』,在海上待了兩天一夜才踏上基隆碼頭的土地呢!」那一年,是一九七○年,梁良飄洋過海來到台灣。
◆一年看四百部電影
上了藝專,自然而然挑起梁良看電影的熱情,當時看一部院線片只要十塊錢,一下課梁良就往戲院跑,還耐心地在筆記上寫心得,模仿國外雜誌的做法,用打星的方式評比出電影的娛樂價值和藝術價值。一年,梁良可以看上四百部電影,有時候一整天就看到頭暈眼花支撐不住為止。「那時候台灣還沒有什麼VEDIO,看電影就得上戲院,錯過了就錯過了,對看電影特別珍惜,我還會追到二輪、三輪戲院去。」
隨後,梁良開始寫影評、學習拍電影,從實際的拍攝工作中去印證學院裡所學到的理論。「藝專第一屆實驗電影展」,在梁良與同班同學葉俊明和蔡國榮的籌劃下開辦。他們灑入第一顆種子後,此影展還被擴大成為「金獅獎」影展。
畢業回到香港後,梁良加入香港當時正積極鼓吹實驗電影的電影團體「衛影會」,隨後從擔任狄龍初執導演筒時電影【電單車】的場記,進入香港商業電影實業界,陸續參與【鬼馬雙星】等片的拍攝工作,並漸升為副導演,梁良一步一步地累積電影經驗,最後轉入電視台擔任編劇工作,回到台灣成立傳播公司,期間不間斷地發表電影評論文章。
在資金短缺的情況下,梁良與朋友所組成的傳播公司沒多久就倒了,回到香港或留在台灣的想法在心中拉拔。最後,因為台灣女友,因為比較喜歡台灣的環境,梁良選擇留在台灣從頭起步,在各報章雜誌發表影評,也曾在世新大學擔任講師工作。
◆導演畢竟不是神吧?
最近一次有機會在電視上看見梁良,是香港影歌星張國榮去世當天晚上,以一個香港影評人的身分,梁良講起張國榮在電影上的生命歷程。不知道有多少台灣的六、七年級生認識這個影評人,更不知還有多少經歷過「台灣新電影」極盛年代的人記得,當時因他一篇文章而起的一場激烈論戰─一場被視為是「反侯」與「擁侯」兩方的唇槍筆戰。
在台灣,梁良並不是什麼可以到處上電視廣播的名影評者,也不是各大專學院電影演講會的寵兒。因為對於「確立影評地位、樹立影評權威」的堅持,梁良過去所寫的文章不免得罪了不少人,他不但大膽地與其他影評人展開筆戰,包括平日好友,梁良還不客氣地直指台灣電影產業的沉痾,在二十年前就以鋒利的筆調批評政府電檢處的問題。梁良的〈誰是上帝?誰是教宗?〉一文,更幾乎使整個台灣電影評論界和新電影工作者,都將他視為洪水猛獸般撻伐。
「我從來就不是反對侯孝賢,反對台灣新電影,我也喜歡【冬冬的假期】,說它是散文電影的一流作品,我也替新電影推波助瀾過。但你將它捧到高高在上,將它神話時,認為除了台灣除了新電影外就沒有其他,我就是覺得那會有問題,覺得不應該只能有一種言論,發現問題後,就不得不寫出來。」
在〈誰是上帝?誰是教宗?〉中,梁良直指一九八○年代中期台灣影壇的動向,不難發現一種「個人偶像崇拜活動」的風氣正瀰漫開來,「彷彿,做導演的可以經由這種個人崇拜的祭禮而從凡人變成上帝,而寫影評的則成為主持祭禮的教宗。在這種濃厚的宗教氣息籠罩之下,芸芸眾生(電影觀眾)欲想踏足電影藝術的聖殿,便非得成為他們的信徒不可。不相信或不贊同這種宗教信仰的『異教徒』,一律驅逐電影娛樂園,並被貶為『不夠資格欣賞及談論電影』的庶民。......」
◆批新電影的一定是黨外......
梁良還在該篇文章中擔憂地指出,如侯孝賢與楊德昌等導演,即使是具有功力且值得尊敬,他們的作品也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但他們也是凡人,拍的電影也非神聖不可侵犯,過度神話的結果,很可能使他們形成自大自滿的心態,不再冷靜謙虛地自我檢討改進。
這篇在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所寫的文章,自然引起漫天指責:「以他這種危言聳聽、譁眾取寵的乖張言論,說穿了不外乎像某些黨外人士,故意立異來博取引人注意,藉謾罵標榜自己名位......」、「那些反對新電影及新派評審的言論是大有人在幕後策動!」等批評接踵而來。
現在,梁良說那篇文章是在「年輕氣盛」時所寫,火氣很大,但至今他依然堅持自己的想法,「我那篇討人厭的文章啊......。」梁良這樣說,卻露出自信滿滿的笑容。
然而平心靜氣,現在反觀台灣新電影的發展趨勢,從觀眾以高票房的支持到冷漠以對的過程,梁良在約二十年前所寫,絕非意氣用事或無的放矢。「觀眾發現電影不好看,卻不會去質疑電影本身,反而去懷疑自己是否不夠水準,因為那是殿堂,那是神,所以看不懂,越是這樣想,就越是害怕去看電影......。最後,即使有真正拍的好的國片上映了,觀眾也只想保持疏離。」
梁良說,最近有一個在世新的學生做了份調查,發現即使是會在國際影展上一窩蜂趕集的電影系學生,上電影院看國片的意願卻依然稀薄,無論與電影事業開始走下坡的香港或正興盛的韓國相較,情況都相差甚遠。
「越是愛,責備的時候就越沉痛,越發現問題所在,就越無法視而不見,看起來越悲觀,就是認為它有希望。愛之深責之切吧。」梁良感嘆,一個好的電影產業,應該是能將商業與藝術作最佳的結合,好的商業片也能將深沉的藝術或哲學思考,以說故事的形式簡單的表現出來,打動人心,而不是將兩者劃一個清楚的界線,作藝術的看不起商業,在學院裡的瞧不起作產業的。
◆只要國片一息尚存......
「要能百花齊放,要能容納多元,這就是好的電影環境的基礎。」梁良語重心長地表示。
然而至今,面對觀眾的冷漠,還是有新銳導演們不斷從口中流洩出「那是他們還沒解開我電影中的密碼」「我拍的是一種感覺,隨便你們怎麼解釋」這樣的話語。而梁良的那篇文章在近二十年後,幾乎埋藏在層層疊疊的舊書堆中,少有人提及,過去那些關於國片產業低迷的鋒利評論,所提出的擔憂,也都一一浮現,相同的問題如今在台灣電影界依舊反覆討論再討論。
不會覺得很寂寞嗎?對國片還抱持希望嗎?
「做自己想做的事,就不會寂寞。寫影評,本來就該無名利可圖。」「而即使國片只剩零點零一的生命,但只要它還有呼吸,還有心跳,不管多微弱,只要不斷刺激它,都還有活起來的機會,都還可以有我可以做的事。」在幾乎寂靜的電影街上,梁良這麼說著。